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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所谓低情商高智商的人，说白点就是故意地不加控制，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已。　　杨林凡也跟着将手里的酒一饮而尽，放下酒杯时，还俏咪咪用衣角蹭了一下透红湿润的眼角。　　菜上齐了，文森特和阮佳音对着满桌子佳肴直接进入埋头干饭一言不发的战斗模式。　　虽然没人说话，但吃得很热闹。　　井弦没什么食欲，他的心思都在“怎么开头？从哪问起？”上。　　杨林凡跟他想法一模一样。　　“你是哪年出生的？”杨林凡终于想出了开场白。　　“2001年。”　　“我比你大两岁。”文森特在旁边低声说。　　“如何？还让我叫你哥不成？”井弦斜睨了他一眼。　　“那倒不必。”文森特笑了笑。　　杨林凡算了算时间，问道：“卫东在国内结了婚，有了你才出来的？你妈妈同意啊？”　　“他们没结婚。”井弦很淡地说道。　　高级动物　　听到这句话，不仅杨林凡一脸错愕，连文森特都满脸没想到，毕竟千禧年的中国还是保守和传统的，非婚不仅在道德上存在问题，连在法律上都是不合法的，要不是井弦的外公外婆有本事，他连户口都上不了。　　“你爸爸最近好吗？”杨林凡换了个话题，来了一句最保守的问候，他觉得这句话总不会出错了。　　他这一开口，直接把井弦搞懵了：“啊？”　　杨林凡看到井弦的反应，显然也很懵：“不是他让你来找我的？”　　“我是来找他的。”井弦说道。　　“……”杨林凡满脸问号。　　井弦的回答完全没办法在他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我从出生起就没见过他，前段时间我妈去世了，整理她遗物的时候，我找到了他写给我妈的信，就想来找找看，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井弦的语气十分，甚至还笑了一下。却让周围每个人顿时感觉万斤沉重。文森特和阮佳音都停下了筷子，在旁边安静了下来，尽量降低存在感。这种老妈去世老爹出走的情况，任谁都很难找到切入点开口安慰。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杨林凡叹了口气。　　井弦一听，愣住了，完全不知道该问什么。　　文森特见状直接出马了：“您是什么时候来法国的？卫东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们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我是97年来的，卫东比我晚来几年。我们当时是同事，他到喜福门的时候，我还不是老板，也是打工的。那时候喜福门还在海盗街19号。”　　“您是怎么来的？”井弦插嘴问道。　　“我啊，偷渡来的，在国内发生了点事，混不下去了，无奈之中选择了出国。”杨林凡干笑了一下。　　“偷渡？”文森特诧异道。　　“对啊，我有犯罪记录根本不可能办签证，假护照也查得特别严，我最终找了个蛇头帮我偷渡，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移民中介。”　　“那么远，路线怎么走的啊？陆路还是水路？”文森特似乎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井弦觉得是他的职业敏感度在作祟，说不定这货哪天就去当蛇头也不一定。　　杨林凡思考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点了根烟：“我被蛇头安排先飞到了俄罗斯，然后走欧洲陆路线。还有很多人走非洲线，他们拿着假护照从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或者贝宁过境抵达法国。　　到了俄罗斯刚下飞机，同伴的摩托罗拉就被蛇头收了，我没手机，但当时也很害怕，以为他们要扣押我们，想回去，但知道回不去了，就只能硬着头皮跟中介上了车。车上有很多人，都是偷渡的。车子启动后，我们的眼睛就被蒙上了，之后就是不断地下车，上车。不知道在哪，也不知道去哪，什么都看不到。　　车开了两天，再下车时，脚下已经是乌克兰的领土了。在乌克兰一等就是半个月，在这期间二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吃得很差，大部分时间吃不饱，不能跟外界联系，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发呆。我那时已经不后悔了，有点麻木了。　　终于，我们再度出发了，车子每开到边境，蛇头都要我们全体下车，步行越过边境，然后再上车继续行进。就这样走走停停，我们首先抵达了波兰，接着是德国，最后到了法国。　　我97年底到的法国，才知道大赦刚刚结束，所有人都拿到了身份。我没赶上，当时沮丧极了，上一次大赦是1981年，下次遥遥无期。”　　“您到了法国后，就一直在芒萨吗？”井弦问道。　　“不是，我原本在巴黎打工，但那边竞争太激烈，留学生也都会出来打工，再加上查得严，工作特别难找。说个真事，一个中餐馆出了凶杀案，死的是个刷碗工，消息传出第二天，这个中餐馆门外挤满了中国人，老板以为是来吊唁的同胞，没想到是来补缺的求职者。　　特别残酷对吧，但这就是现实。　　那时的巴黎是温州人的天下，我又不会讲温州话，更加困难。我每天在3区、13区和belleville美丽城之间辗转，还是一无所获。后来经人介绍，我来了芒萨，开始在喜福门做小工，慢慢升到二厨，后来是大厨。”　　“卫东呢？他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到的？”井弦问道。　　“卫东没告诉我他怎么来的，走的哪条路线，但偷渡应该都大差不差。但他的状态跟我们这些黑工都不一样。他很从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松弛感，像是来度假的，不像我们，上街时躲避警察，赚钱时算计同胞，每天睡醒就焦虑身份问题。　　那是2002年的春节，我记得很清楚，老板娘早早打了烊，挂了停止营业的牌子，给伙计们准备了年夜饭，正当大家吃团年饭时，卫东就那么推门进来了，背着把暗红色的吉他，进门就问还有饭吃吗。老板娘一见是个中国帅哥，又是大过年的，竟然破天荒没骂人。　　卫东这才意识到打烊了，但也没走，取下吉后他问，能不能弹首歌换饭吃。老板娘乐了，同意了。　　他唱歌很好听，吉他弹得也好，我清楚记得他弹唱的是窦唯的《高级动物》。那首歌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喜欢，要不是卫东的出现，我都差点忘了我也喜欢摇滚。　　那些年，我们听黑豹，我们听，我们租农民房搞乐队，我们愤怒，我们嘶吼，我们呐喊。我们活在忧国忧民之中，我们每天想操翻这个世界。但到了现在，我们蜷缩在异国的角落，刷着盘子，躲着警察，成为了阴暗的无身份的边缘人。　　我来法国那么久，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大家说法国浪漫，是卫东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浪漫。他就是浪漫，能做出这种事的，就是浪漫的人，他很适合法国。不像我，我在国内和在法国过得毫无区别，都是阴沟里穿梭的老鼠。　　我很羡慕他这样的人，自由，潇洒，恣意。　　那顿饭之后，卫东就留下来了，开始是洗碗打杂，慢慢是备菜，等到法语学得能进行基本交流了，老板娘就让他去跑了堂，因为他长得好看。　　老板娘说，也就是法国不流行，如果可以，她最想让卫东去迎宾，那肯定客似云来。　　喜福门是包吃包住的，但他来的时候宿舍人满了，他也没计较，直接睡在了饭店大堂，一睡就是两个月，等有人离职了，他才搬进了宿舍。　　大家熟悉起来后，经常一起喝酒吹牛，说自己的过往，说别人的八卦，骂街，骂女人，骂天骂地。除了他，他从不说自己，也不打听别人。我本以为他就是那种端着的文艺青年，但他不是，他好像就是什么都不太在乎。　　餐馆工是最累的，我们每天下班恨不得倒头就睡，他还能在连干10小时后，去街头闲逛，去看演出，去吹海风。　　对我们这些黑户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温饱就是身份问题了。刚来的时候每天都很紧张，出个门远远看到警察就跑。后面经历得多了，就麻木了，也不焦虑了。　　我是我们当中最快拿到身份的，也可以说幸运，也可以说不幸，我拿的是庇护身份，但我不是汉奸反贼。我能拿到因为我在国内坐过牢，因为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被迫害过。　　拿到身份那天我哭了，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回不去了。但更让我难过的是，其实根本没人等着我回去。　　我那时候劝过卫东也去申请庇护，他是艺术家，在国内是个搞地下摇滚的，那时候搞摇滚的人大部分都反这反那的，身上多少带点麻烦。在法国，惹过麻烦的艺术家申请庇护特别容易，只要搞几个作品骂骂自己国家，引导点反思，要是能引起官方注意和打压就更好了。西方就喜欢咱们自己人攻击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　　那时候来法的艺术家似乎大多走的都是这条路，尤其是90年过来那批。他们这个群体在法国有个名字叫“流亡艺术家”，仅仅靠当反贼就能换身份赚得盆满钵满，也没什么损失，确实诱惑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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