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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十六卷被出售的讲台（第1页）

近年来，一种以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为名的合作模式，在部分公办高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本科与高职院校中悄然铺开，并已演化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制度性问题。其表层形态是高校与教育类企业或人力资源类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由企业方派驻人员进入校园，承担所谓学业管理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其深层实质，则是资本逻辑借助公办高校这一公共机构的权威外壳，完成对学生群体的系统性商业捕获。这一现象之所以必须被严肃剖析并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不在于其涉及的学生绝对数量之多寡，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深层的制度失守——公办高校的教育自治权与公共性，正在被一套未经充分规制的商业机制所置换，而这一置换过程所造成的损害，已经远不止于学生被诱导购买几张证书那么简单，它正在以制度化的方式摧毁部分年轻人的职业与人生路径。

要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分析层面，而必须回到具体的、已被社会舆论与媒体报道所部分揭露的案例之中。近年来，多家媒体曾陆续披露过类似的事件:某省一所公办高职院校的学生反映，入学不久即被要求缴纳数千元费用参加所谓技能证书培训，授课者并非学校教师，而是合作企业派驻的人员，这些人员以班主任身份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并反复强调不考证无法毕业证书是就业必备等信息，而事后核查现，这些证书的证机构多为与该企业存在业务关联的社会组织或异地注册的小型机构，其证书在主流用人单位的招聘中几乎不被采信;又如，某地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在所谓环节中被企业方安排进入指定用工单位，签署了形式各异的实习协议并实际领取了报酬，而用工单位同步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致使这部分学生在毕业年度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与国企校招时，因社保记录的存在而被系统判定为非应届，从而被排除在主要就业通道之外;再如，部分高校中出现的两套通知现象——校方官方渠道布的文件与通知中，对某项培训或考证使用的是自愿参加建议参与等措辞，而企业方人员在小范围会议、班级群与一对一沟通中，所传达的却是必须参加否则影响毕业证放的强制性表述，学生在两套话语之间陷入认知混乱，而校方对企业方的越界表述往往采取不知情未授权的姿态予以回避。这些案例并非孤立的、偶的管理瑕疵，它们在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中以高度相似的形态反复出现，这一相似性本身就构成了对个别现象这一辩护话语的有力驳斥——当一种损害以高度模式化的方式在多个独立主体之间重复生时，其根源便不在个体的道德，而在结构的逻辑。

必须先剖析的，是企业方人员在校园中的实际角色与其名义身份之间的严重错位。在多数此类合作中，进入校园的企业方人员并不具备高校教师资格，亦不在学校人事编制之内，其与企业之间是劳动雇佣关系，与学校之间至多是劳务派遣或服务外包关系，然而他们却以班主任学业导师职业规划师成长顾问等称谓出现在学生面前，承担着本应由辅导员或专业教师行使的管理与指导职能。这一身份混淆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使企业方的商业行为获得了校方行政权威的隐性背书。学生作为信息弱势方，根本无从分辨眼前这位班主任究竟是学校的教职员工，还是某家企业派驻的销售人员，他们所接收的学业要求毕业条件就业建议等关键信息，在认知层面被默认为校方的权威表达。当一个具备班主任称谓、能在班级群内布通知、能召集学生开会、能以名义安排事务的人告诉学生这个证必须考，不然影响毕业时，学生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去质疑这句话的真实性——这正是该机制得以运转的关键心理机制。它利用的是学生对制度权威的本能服从，利用的是学生对这一刚性节点的本能恐惧，利用的是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对一切信息的默认信任。这种信任一旦被商业力量所捕获并加以利用，其性质便与诈骗无本质区别，只是它披着合作的外衣、借着校园的空间、用着班主任的称谓，因而比裸的诈骗更加难以识别、更加难以防范、也更加难以追责。

更值得深入剖析且必须予以严厉批判的，是所谓背后那条隐蔽而完整的利益链条。学生被引导购买的证书种类繁多，名称经过精心包装，常常带有国家认可行业通用含金量高未来必备等模糊而诱人的修饰语。然而，只要对其证主体稍作穿透式追溯，便可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证书的证机构，要么是注册地在异地的小型公司，要么是与企业方存在股权关联、业务分成或返点安排的社会组织与行业协会，要么是未经人社部门认可、不具备职业资格鉴定资质的所谓培训认证机构。换言之，学生所购买的并非真正具备劳动力市场信号价值的资格证书，而是企业方为了完成销售转化而人为构建的证书产品。这些证书在真实的就业市场中既不具备甄别功能，也不被主流用人单位所采信，其唯一的功能，是在学生与企业之间完成一次从金钱到纸片、从焦虑到营收的单向转换。学生在缴纳数千乃至上万元的费用、耗费数月乃至更长的备考时间之后，所获得的不过是一张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毫无意义的纸片，而其付出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则已悄然转化为企业方的营收与利润，并进一步通过分成、返点、管理费等形式，回流至合作链条上的各个节点。这不是教育，这是以教育为伪装的商业收割;这不是赋能，这是在学生尚未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就先由资本完成对其人生资源的一次性掠夺;这不是产教融合，这是产教合谋，是产业资本借助教育体制的合法外壳，对教育对象进行的制度性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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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损害与下一层级的损害相比，尚属可见之害。更为隐蔽、更为恶劣、也更为不可挽回的损害，在于部分所谓与环节所伴随的法律安排，对学生应届毕业生身份的实质性剥夺。在现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中，应届毕业生身份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标签，而是一项具有显着政策价值的制度性资源。它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国有企业校园招聘以及众多优质企业校招通道中的准入资格，关系到毕业生能否享受各地为吸引人才而设置的落户政策、补贴政策与租房购房优惠，关系到毕业生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能否进入那些以应届身份为硬性门槛的主流就业轨道。这一身份的存续，以毕业生在择业期内未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未由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为基本条件。而在部分校企合作的实操中，企业方以考证需要实训证书需要实践考核企业需要实地体验为由，将学生安排进入与其有合作关系的用工单位，要求学生签订形式各异的实习协议劳务协议三方协议，甚至在实际操作中以实训补贴考核报酬名义向学生放款项，并由用工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学生在社保系统中便留下了就业记录，其应届毕业生身份在制度层面即告丧失，且这种丧失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的——社保记录一经形成，便难以撤销，即便学生事后意识到问题并提出异议，也往往面临举证困难、责任主体模糊、救济渠道不畅的困境。这一后果的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一名本可在毕业年度参加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享受校招红利的应届生，仅仅因为在所谓实训考证中被诱导签署了协议、接受了所谓、被缴纳了社保，而在此后的人生关键节点上被系统性地排除在主要就业通道之外，其代价不是几千元培训费所能衡量，不是一两句经验教训所能消解，而是整个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结构性劣势，是可能在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持续酵的人生落差。这是对一个人前途的制度性伤害，是性质极其恶劣的、以为名实施的人生损害，而施加这一伤害的主体，却往往不需要承担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法律后果——因为协议上有学生的签字，因为流程被包装成了自愿参与，因为校方与企业方之间有层层嵌套的合作文件将责任分散稀释，因为学生在事后往往连自己究竟是被谁损害的都无法清晰指认。这种以为名行之实、以为名行之实、以为名行之实的操作，在法律灰区中游刃有余，在伦理层面则已构成对认知与议价双重弱势群体的系统性欺诈，其恶劣程度，不亚于任何一种已被刑法明确规制的诈骗行为，只是它更为精密、更为组织化、也更为难以被现有法律框架所捕获。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进一步审视，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自我复制，根源在于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其一，是规制层面的身份真空。现行法律法规对进入校园开展的企业方人员缺乏明确的身份定性，他们既非教师法所规范的教师，亦非完全意义上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经营者，亦不属于劳动法中劳务派遣规定的典型适用对象，其行为边界与法律责任长期处于模糊地带，这为企业方越权行使实质上的教育管理权、对学生施加出合作范围的准行政影响留下了制度缝隙。其二，是治理层面的激励扭曲。对高校而言，与企业合作的收益是显性的、短期的、可量化的——经费补充、设备捐赠、就业率数字的维持与提升、产教融合项目的政绩指标、对外宣传的合作案例，而合作所可能带来的声誉损耗与学生权益损害则是隐性的、滞后的、难以归因的。在短期考核压力与任期约束下，显性收益压倒隐性成本，是校方决策者在既有激励结构下的理性选择，而所谓装聋作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则成为其成本最低的应对策略。其三，是救济层面的渠道断裂。学生作为最终的成本承担者，在权益受损时几乎不具备有效的议价能力与申诉路径:向校方投诉，校方以企业行为，与学校无关向企业交涉，企业以签订协议，自愿参与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因行为涉及教育服务而难以归口;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又因行为具有商业属性而被认为应归市场监管;向人社部门反映社保与劳动关系问题，则因涉及多方主体与跨区域因素而难以立案。三方激励结构的根本性失衡与救济渠道的系统性断裂，共同构成了这一现象自我强化、自我复制的制度土壤。

进一步而言，这一现象所侵蚀的，不仅是部分学生的个体权益，更是公办高校作为一种公共教育制度的整体信誉与合法性根基。公办高校之所以区别于市场化的培训机构，其根本不在于经费来源的差异，而在于其相对于资本逻辑的制度性独立——它的学位授予权来自国家授权，它的教育目标服务于公共利益，它的运作逻辑应当受教育的内在规律所支配，而非由资本增值的逻辑所主导。这一制度性独立，是公办教育公共性的核心，也是公众对公办高校保持基本信任的前提。一旦这一独立性在的名义下被让渡，则公办高校的公共性便只剩下之壳而失去之实。当一所高校的口碑可以被数家合作企业在数年之内消耗殆尽，当一批学生因被诱导考证与实训而丧失应届身份、错失人生关键机遇，当这种损害在制度层面得不到及时的识别、纠正与追责，则受损的便不止于具体的当事人，而是整个公办教育体系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是二字在公众认知中所承载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等基本预期的崩解。一个失去了可信度的公共教育体系，其所造成的长期社会成本，远非任何单项合作的账面收益所能弥补;而一个放任自身信誉被资本透支的公办高校，其最终所失去的，不是某一年的招生数字，而是其在社会教育秩序中所应当占据的、不可替代的制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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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认，并非所有的校企合作皆属此列。规范的产教融合，在职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否认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它对接产业需求、补充学校资源、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本应是公办高校开放办学的重要路径。然而，规范与失范之间的界限并非模糊不清，其判别标准是清晰可操作的:其一，在合作关系中，究竟是教育逻辑主导商业逻辑，还是商业逻辑置换教育逻辑;其二，企业方是在校方的制度框架内提供补充性服务，还是校方为企业方的商业行为提供权威背书与渠道便利;其三，学生的教育利益是否被置于合作的核心，还是学生的资源被作为合作的对价而被让渡;其四，合作所产生的主要收益是否流向学生的能力提升与职业展，还是主要流向企业方的营收与校方的政绩。当一所公办高校的校园内出现了校方与企业方对学生传达不一致信息的现象，当企业方人员以班主任身份行使未经授权的准行政管理权，当所谓成为以毕业相要挟的销售工具，当环节成为剥夺学生应届身份的法律陷阱——这些便不是合作中的个别瑕疵，而是制度失守的明确信号，是教育公共性被资本殖民的典型症候，是公办高校在自治原则上实质性失守的直接证据。

对这一现象的治理，不能寄望于企业方的道德自觉，因为资本逐利是其本性，指望资本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自我节制，无异于指望水在缺乏堤岸的条件下自我约束其流向;亦不能单纯依赖校方的自我约束，因为在不改变激励结构的前提下，校方的装聋作哑是其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批评其道德无改其行为逻辑。真正需要的，是从制度供给端入手进行结构性的规制重建。其一，对企业方人员在高校场景中的身份与行为边界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制，将其实质性教育活动纳入教育行政的监管视野，禁止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以班主任等具有行政权威暗示的称谓行使学生管理职能，禁止企业方人员以校方名义向学生传达涉及毕业、学位、学籍的任何信息。其二，对校方在企业方行为中的连带责任作出清晰界定，建立合作即担责的责任穿透机制，使校方的不再是无成本选项，使其对企业方越界行为的不知情抗辩不再被当然采纳。其三，对学生侧的知情权、选择权与拒绝权提供制度性保障，强制要求所有涉及费用的培训、考证、实训项目以书面形式经校方审核后向学生充分披露其证主体、市场采信情况、费用构成与自愿属性，并建立独立于校企双方的第三方申诉与救济机制。其四，尤其针对以为名行用工之实、从而剥夺学生应届身份的行为，应当从立法与监管层面明确其性质，将其纳入对弱势群体的欺诈性用工规制，对实施此类操作的企业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对提供便利与背书的校方追究连带责任，使此类行为的预期成本显着过其预期收益。唯有当制度约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赖以存在的激励结构时，它才可能在结构上得到遏制，而非仅仅在舆情曝光后得到个案式的、暂时的、表面化的处理。

教育的公共性，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需要持续维护、持续监督、持续纠偏的制度安排。它经不起被资本以之名慢慢蚕食，经不起被部分高校以之名主动让渡，更经不起被监管者以之名长期忽视。一旦放弃维护，则其崩塌之、扩散之广、修复之难，远常人之所想象。今天被诱导购买野鸡证书、被欺骗签署实训协议、被剥夺应届身份的，是某所高校某届的某批学生;明天被透支的，便是整个公办教育体系在公众心中的合法性根基。这不是危言，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推演——而制度逻辑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从不对任何人的没想到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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