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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他成为被看见的青年律师（第2页）

“涉案图片上传账号是否经过实名认证？”

对方回答：“素材平台目前无法确认。”

“平台能否证明上传者是作品着作权人？”

“没有单独证明。”

“会员协议能否证明该平台取得了涉案图片的转授权资格？”

对方沉默片刻。

“平台页面当时标注了可商用。”

“标注的权利来源是什么？”

“这需要询问平台。”

陆谨言翻开证据目录。

“被告在收到原告通知后，是否联系平台核实权利来源？”

“联系过。”

“有书面记录吗？”

“主要是电话沟通。”

“是否停止继续投放涉案广告？”

“当时活动已经接近结束。”

“所以没有停止。”

对方律师皱眉。

“这不是同一个问题。”

陆谨言抬眼。

“正因为不是同一个问题，才需要分别回答。”

“最初使用时是否知情，可以讨论。”

“收到权利人通知后仍继续投放，是另一项独立行为。”

旁听席逐渐安静下来。

他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用夸张措辞。

每个问题却都准确落在授权链最薄弱的位置。

庭审进行到举证质证阶段，对方又提出，原告曾经在个人账号中公开布涉案图片，且没有添加“禁止转载”说明，因此应视为允许普通网络传播。

陆谨言的回应仍然很短。

“公开展示作品，不等于放弃着作权。”

“没有写明禁止商用，也不等于同意商业使用。”

“按照对方逻辑，只要一个人把作品放到公开平台，就需要提前列出所有不允许生的使用方式。”

“这实际上是把核实授权的成本，从使用者转移给权利人。”

法官问：“原告方认为，商业传播者应承担什么程度的审查义务？”

陆谨言答：

“至少应确认直接许可方是否有权作出许可。”

“尤其当使用行为服务于商业推广、传播范围较大、作品具有明确署名信息时，不能只凭页面上的3个字——‘可商用’，就推定完整授权存在。”

“传播效率提高，不应反向成为权利人放弃授权的理由。”

最后一句被旁听席里的一名记者记进了电脑。

午后，庭审结束。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陆谨言收好材料，从审判庭出来时，走廊上已经有几名记者等着。

“陆律师，能不能评价一下素材平台的责任？”

“案件还在审理，不方便对结果作判断。”

“您认为企业今后如何避免类似风险？”

“核实权利来源，保留授权记录，明确使用范围。”

“如果只是普通转载呢？”

“需要结合具体场景。”

他的回答克制得几乎没有可供挥的情绪。

记者仍不愿放弃。

“您刚才提到‘传播效率不能成为权利人放弃授权的理由’，这是否意味着您支持平台承担更严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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