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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4章 理想与现实（第2页）

“教训非常惨痛，此后，国家开始建立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普及防震防灾知识，全国搞地震等防灾演练，也算亡羊补牢了。”

少其主席问:“既然国家地震局都发布地震预警了，地方官员为何不作为?”方叶想了想回道:“主要是政治压力太大，逼迫大家不敢作为，要知道那时还处在文革时期，虽然已是后期，但革委会的权力大于地方政府，教条主义思想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怎么乱发地震预报，疏散群众呢，谁敢站出来说，那不就是反革命势力散布谣言，企图攻击社会主义么。”

e.....。”少其主席一阵无语，他一时间理解不了这种思维，不过此事涉及主席，他也没敢再多问。

而主席却是吸着烟问道:“社会上还有哪些荒堂事。”

方叶说道:“那可就太多了。在社会主义形势一切大好的论调下，国家的一切都是不需要变化的，谁敢动那就是反革命。全国上下人人相互扣帽子，一切都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攻击。”

“比如工厂搞某项技术失败了，另一方就能攻击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提出任何改进思想，指出任何问题，那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工厂里技术人员要么靠边站，要么下放到车间，那些啥不懂却大谈革命的人上去搞技术。”

“有人敢跟他们说，技术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专业知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那就不得了了，妥妥的就是资产阶级把控权威，搞个人封建独裁专制，厂长敢说就抓起来全厂批斗，技术专家敢说，那就打倒技术权威，批斗后下放去劳动改造。”

“那个时候，从国有企业到军工企业，整整十年进步不明显不说，反而还退步了，由于太多不懂技术的人去搞技术、搞生产管理，最后制造了无数残次品，十年间军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许多都出了严重问题，无法使用，最后只能报废处理。”

“大多国有工厂陷入彻底的教条化、无法进取还浪费极其严重，被搞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只能靠国家接济半死不活，一些国有工人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工资或者收入不足，不得不去偷摸着接私活养家，或者偷工厂的东西到黑市去卖换取物资以养家糊口。”

“政府管理也是一样，正常的管理活动被打断，革委会主导一切，那班靠造反上位的小青年变成了中青年，但他们除了举着语录，满脑子都是齿轮搞极左政治斗争外，屁也不懂，谁不听他们的就扣帽子，拉着批斗，靠着制造混乱维持权力，将正常的政府管理工作破坏得一干二净。”

“更要命的是，十年文革大动乱，将中国文化传承残存的最后一口气，终于彻底咽了下去，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被彻底葬送，子女举报批斗父母、学生举报批斗老师、下级举报批斗上级，邻居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

“理想中天下大乱再迎来天下大治，一张白纸好画画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将自己的文化烧成了白地，最后留给了西方，让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以中央美院为代表的中国艺术殿堂—直到未来的现下，仍旧彻底沦陷成了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代言人。”

“也就是说马呢主义最终也没能发挥出全面作用?”少其主席问道。

“没能。”方叶毫不客气的说道:“它太薄了，在文明的构成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哲学流派，想要以此代替并重构整个文明，那怎么可能嘛。文明的构成是多元的，文化、哲学、艺术、思想等，而马列能作为其中一个哲学观，比如统治阶级价值观，是一种分析社会的工具，但用它来代替整个文明价值观，显然是不足的。”

方叶继续说道:“特别是当下，我们现在还是在走国际主义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在现时条件下有它的作用，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民族主义，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

“解放全人类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啊。”主席说道。

方叶说道:“中国的党只对中国人民负责，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延续的任务，所以全人类解不解放跟我们没啥关系，总之，先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国家强大起来，让本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全党全国各民族所有人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他人死活与我无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主席似有批评的说道。

“全世界大多都是国家功利主义了啊。”方叶说:“功利主义从十八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诞生，到二战之后，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其国家功利主义发展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社会高福利，高保障，人民美好幸福生活排第一，是他们国家的追求。”

“这种方式有它的优点也有很大的不足和缺点，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后来也部分采用了国家功利主义观点，而国际主义则基本放弃了。”

“未来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活动，多数时候其实是一种马列哲学和中国本土哲学共同组成的新型价值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比如法家思维的观念就很重，统治阶级认为老百姓不能过于富裕，需要保持一定相对‘贫困’以使其持续保持前进动力，这就是典型的法家‘困民’思维。”

“另外，主席在1955年提出的‘共同富裕’观点，就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中国式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核心就是中国本土的‘民本思想’，其是马列以‘人’为中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共同富裕’观点的实现路径又有了新的注释，也即‘以人民为中心’。”

“换句话说，若马列二人当时对中国哲学有较深研究的话，其哲学应当会更加丰富，由于中国哲学比较高级，能够兼容且完善它，但其它国家则不行，因为文明比较低级，就只能抱着书啃，最终沦入思想教条的境地，比如苏联。而这也是为什么马列最终能在中国成功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将书一翻，其中的一些观点，立马会自动与中国本土哲学某些观点联系起来，再一思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新思想或新哲学观点，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很难做到，可能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而这也是二零零零年后，中西方人都说西方哲学已死的原因。”

“16到18世纪西方‘中国热’，这是他们哲学发展生成的核心时期，但抄来就是抄来的，由于没有系统性的传承研究，基本上很难再发展，现在他们又开始抱着中国的传统哲学研究了，研究《易经》、《道德经》这类中国传统哲学，又成了西方思哲学界的基本操作。”

“有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主席问。

“有啊。”方叶想了想说道:“2003年，中国哲学家黎鸣写了一本《西方哲学死了》;2010年斯蒂芬.霍金《大设计》中都提出了这种观点，中西方思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些观点。主席您要看的话，相关书藉过几天就能送过来。”

主席点了点头:“还是要看一看，就你说的这些观点就已很有启发性。”

方叶说道:“哲学难以发展，这对于物理学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所以大量学习了西式哲学的中国人，包括物理学家，开始从中国哲学中找观点，这对我国后来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应用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国在量子和核聚变这些前沿领域发展就很快。”

“至于新兴领域就更多了，中国人先将西方哲学学一遍，然后又回头找自己的哲学再学一遍，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西方人将很难再追赶上来了，至于西方人的思想走向枯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总理听着方叶的讲述，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只到他讲完，才说道:“你所要表达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一句话: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与你在人民日报上《认识中国系列》的观点是一致的。”

方叶不由赞叹的点起头来，总理的总结能力真是太强了，回道:“是这样的。客观认识中国，客观认识世界。我也并非宣扬什么其它国家劣等论，而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世界的现实，如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有革命情谊的国家，他们其实更加务实。”

“相对应的，我国因为现下国际主义思想太过浓厚，许多同志的思维被限制在其中，总觉得对他国有着某种‘天然义务’，这其实是一种‘国际理想主义’，它对于人的宏大格局和情操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对于某些方面，比如国家现实的，国家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则弱化了。”

总理微微点头:“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但我国现在的国际主义，有着现实背景下，国际政治环境的实际需求。如果接受苏联的那套观点，就意味着我们仍旧无法摆脱苏联的控制，对于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方叶也点起头来:“是的总理，所以我赞同在现阶段实行国际主义，而也正是这种做法，使得我国成功的打入了非洲、中东等地区，这为后来我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有利影响，若没有将非洲搞的天翻地覆，殖民者纷纷退出，我国后来又如何能从非洲获取国家发展的巨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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