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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章 县里县外五（第1页）

第241章县里县外五

晓平长与陪同人员漫步在街道之上，边走边考察着，就见小小的同安县城里，人潮涌动，吆喝之声此起彼伏。

“新编的竹蓝子，来看一看类。”

“三年长的毛竹大条把，12oo一把。”“卖鸭子，又肥又壮的鸭子。”

晓平在姚书记的陪同下走到了那个卖扫把的摊位前，摊主是一位豁了牙的老农，年纪得有五十多岁了，他见一群像领导的人走到了自己身前，便笑了起来。

“大兄弟，你这扫把卖得怎么样啊?”晓平问道，身边的翻译赶紧将四川话翻成了普通话。

老农笑着回道:“还行，今天卖掉了十来把。”

“哟，我刚才听你说12oo一把，那今天不是卖到了一万二了。”晓平满面笑意的说道。

老农则是说道:“这不是都要忙着打稻子嘛，扫把刚好用得上，生意确实比平时要好些。”

“你在这里摆摊要不要交什么费用啊?”晓平继续问道。老农一边整理着剩下的扫把，一边回道:“我这临时摆来卖卖不用交钱的，那些长期做个体户的要交钱。”

姚书记则也在一边解释了起来，同安县对于全县的商业行为是有规定的，先长期经营有店铺的个体户则需要正常纳税，长期经营没有经营地点的，每年需要交一笔固定的费用，那些农民自留地、山林的产出，进行自由交易则不收取费用。

当然，若是到农贸市场里交易的会交一笔卫生管理费，不过价格很低，还不足一碗面条的钱，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的费用了。

此刻，这些在道路边上摆摊的都是临时出摊，这些人到处占地方，既没人管，也没人来收什么费，因此任何人有东西要卖，都可以拿出来往地上一摆。

不过，也正是如此，使得县城里的商业很快就繁荣了起来，特别是这种生意模式，只有同安示范县能做，周边几个县眼巴巴的看着，却不能跟着‘走资’，眼看着同安县的人财，谁看了不眼红啊。

周边县离得近的老百姓，便偷偷的将自家的产出拿到同安县来交易，县城里刚开始觉得这种行为要制止，不过方叶却是觉得完全没必要，再他看来，商业要繁荣起来，就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经商和交易。

特别是现在，同安县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县里还需要资金，而以一个县的财力、人流量，将商业支撑起来，还是很有限的，但是将周边几个县引纳过来，那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年月的老百姓过得是真的不容易，除了种田，啥都不让干，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好不容易有点产出了，来一个‘统购统销’外加指标，粮食大部分‘自愿’上缴，一年干到头，过年了一家人想每人做件新衣裳都做不起。

也就是在1954这一年，人口自由迁徒权被取消了，其后城市与农村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到了1958年，户藉制度开始，也正式标致着‘城乡二元化’的到来。

其实关于城乡二元的问题，早在一年前的1953年，梁漱溟便与伟人大吵了一架，当时梁漱溟说以前以农村为根据地，现在以城市为重点，城市里的人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农民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导致许多农村人往城里跑，城里又不容他们，将他们赶回家。

对于他的言，伟人很不以为然，认为走工业路线是正确的，现在调整农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不过是小仁政，展重工业才是大仁政，认为梁漱溟是班门弄斧，梁遭到了批判，而在后面的会议上，两人更是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以梁表检讨结束。

户藉制藉度开始以后，由于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需要，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孩子考中高中、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城乡的差距也开始进一步拉大。

客观的说，由于新中国建立时，城市化率只有1o%，城市人口过少，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化，而展工业是城市化最好的方式，城市的扩大，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城市有了更多的人口，也就能更好的展工业和商业，因此将人口干部、工人、大中校学生吸引到城市，这种做法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由于‘三大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等原因，实行全面国有化，并将个体户给消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城市里的展。

1954年开始，国家第一次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不过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在校学生，国家号召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乡下去支援农村教育，同时还要求学生们在农忙时从城市到乡村去参加劳动。

但是由于户藉制度还没有全面实行，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了农村没待多久就又回到城市了，真正扎根农村的知识分子并不多。

作为同安示范县制度的设计者，方叶对于这些历史了然如胸，他更知道工业与经济的展是相辅相承的，工业的展使得城市规模扩大，而对市场经济的过度控制又使得消费市场被严重抑制，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工业的产出需要人来消耗，扩大了城市人口后，消费的人群有了，但由于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市场被抑制，经济活跃度低，消费人群又不足，造成了工业品卖不出去，反向又造成城市人口的失业。

展起来的工业基础，也在这种矛盾之下，无法进一步展壮大，城市里的青年包括知识青年，无法全部就业，最后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便是‘知识青年下乡’，又将大量城市‘过剩人口’丢到了农村，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以自行车为例，1954年全国自产的自行车虽然只有十万余辆，但相比1949年的1.5万余辆，已经翻了数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计划与分配体制的原因，这些自行车并不能随意买卖。

产能不足确实是一个原因，而计划生产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需要将资源集中在一些领域，这使得其它方面的产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又使得工厂的投入不足，无法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催生更大的消费市场，当然如今的体制也不需要消费市场，因为实行的是分配体制。

基本的经济循环受到了制约，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显现，第一次出现问题便是在1956年，随着新中国大量知识青年需要就业，而国家又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使得一个明明文盲遍地、教育程度不达的国家，竟然出现了知识分子过多的情况。

那一年，总理跑到了东北访问，他在学校里，就对着学生们很坦诚的表示，国家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让学生们到广大农村里去，方叶看过那个视频，总理确实没有进行任何隐瞒，这和21世纪，什么事遮遮掩掩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这不是说知识分子群体就没有问题，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完了大学的知识分子，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骄，他们不愿进工厂，认为当工人那是浪费了自己的一身才华，他们要进单位进研究所，从事干净又卫生的工作，然而全国哪有那么多研究所给他们做呢?

何况，一个大学生又能做什么研究呢?他们的水平还不足以成为某方面的技术专家或科学家，甚至连真正的技术人才都还算不上。

所以，方叶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他在同安县示范县内，基本不作任何限制，愿意进工厂的进工厂，不愿进的则自谋生路，可以去搞养殖搞个体户，另外他也没有在同安县搞高等教育，整个庆州范围内，现在最高的理工科学府，就是在同安县的庆州技术学校。

1954年底，庆州技校将迎来第一批两年半学制的学子毕业，一共12oo余人，然而这些人还未毕业，就已经被分配完了。

华昌集团定了一部分名额，与此同时，同安地方的国营工厂、庆州机械厂、安徽机械总厂等等省内的机械行业，都早早的就跑来要人了，因此这一批学生，其实还不够分，甚至就连1955年毕业的第二批学生也早就被预定上了。

合肥的华威电动工具制造公司，将在1955年正式投入生产，到时这一家工厂就需要几百名技校生。

面对省里大量在建工厂，需要工业人才的实际情况，省教局厅这段时间，已经派人来到了庆州技校来考察，打算升级学校规模，同时依托淮南煤矿专科学校和庆州技校，准备在合肥组建合肥工业大学，开设煤碳、机电等本科专业系。

晓平长沿着街道一路参观，而后就来到了农贸市场，说是市场，其实还很粗糙，一块大场地上，修了土围墙，里面建了许多草棚子，不过由于是农忙时节，在里面摆摊的基本都是一些上了年纪无法下田干活的老人家。

姚书记介绍道:“这里主要是农民将自留地的产出拿来交易，还有一些个体户的产出也会拿过来卖。”

卖豆制品的、各种蔬菜的、还有红薯、粉丝各种各样的都有，晓平长顺着摊子一路查看着，而后便在一个卖平菇的摊子前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蘑菇?”晓平问道。

“这是一种自家种植的平菇，是一个新品种。”姚书记介绍了这种菇类在同安县的种植情况。

晓平与摊主交谈了起来，而后便拿起一株平菇仔细的观察了一番，接着问道:“产量如何?”“产量挺高的，每平方米大约能出3o斤菇，就是不能长期保存，需要鲜摘鲜吃。我们县种植了多个品种的菌类，这是其中之一。”姚书记回道。

5o年时，方叶给同安县提供了蘑菇大棚种植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下来，这种蘑菇在同安县已经遍地开花，为老百姓的菜蓝子里增加了一道新的蔬菜，而农业局还试种成功了木耳和其它干菇种类，已经小有收获，开始着手在全县推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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