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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飞升献祭（第1页）

天海市是出了名的美食与碳水城市，文哲常年健身，自律到近乎苛刻，若非不是许君竹买来的那份“大饼夹一切”，他绝不会让这种高油高碳的早餐近身，可当他把一整套吃完，不得不承认，碳水大概是这世上最能让人生出快乐的东西。

让他豁然开朗的，是那张站台合照，他发现刘小刚竟比王天明高出近半个头。

此前，他们的侦查方向始终将一行六人排除在嫌疑圈外，默认这六人没有作案动机与条件。正是这份先入为主的判断，使关键线索被系统性遗漏。

想通此节，他与布复虑立刻对一行六人展开信息核查，刘小刚那层如迷雾般的出身，终于逐层暴露。

刘德明与方美华于1992年4月登记结婚，同年7月刘小刚出生。从婚姻登记到孩子降生仅隔三个月，时间线仍过于局促。文哲据此大胆假设——刘小刚的亲生父亲，并非刘德明，而是谭达。

2016年，方美华确诊乳腺癌，弥留之际，她向刘小刚坦白了真实身世。得知真相后，刘小刚前往明州与谭卫民相认，在谭伟承认其系当年深川杀人案真凶后，刘小刚与谭卫民兄弟二人联手将其杀害，同时对王天明实施了攻击。

文哲此行天海市，目的正是确认刘小刚与谭卫民之间是否存在dna亲缘关系，他准备依法调取刘小刚于天海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期间留存的生物样本，与谭卫民的样本进行比对鉴定。

dna比对结果出具尚需二十四小时，这段等待期里，文哲将自己埋进深川案的卷宗，他逐页复核，试图在旧文字里找到那根能串联起刘小刚与谭卫民的逻辑链条，即便亲缘关系成立，联合犯罪的动机仍显薄弱。刘小刚与谭达从未建立过事实抚养关系，血缘本身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仅凭生物学上的偶然联结，是否足以驱动一个人跨越杀人的心理阈值？文哲需要的不只是dna证明他们是兄弟，更需要证明——他们为何必须共同成为凶手。

“嘛呢？出来坐会儿。”布复虑的电话来得简短，文哲依约赶到天海市那条知名的酒吧街，推开门才见许君竹、贺收、贺平安已在座。

布复虑与文哲未履行饮酒报备程序，杯里自然不能有酒，贺平安有孕在身，白水是她唯一的选择，余下的人便也随了气氛，果汁斟满，权当陪坐。

“刘小刚是个极好的人，和他两年同事，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一等一。他老爸瘫痪之后，每天都回家探望，是每天哟。而且他脑子里有瘤子这件事，大家也都知道，换做我，早就摸鱼偷懒了，他完全不会，没有耽误一个案子。我不信他是凶手。”许君竹说了自己的看法。

“他是什么瘤子？”贺平安问。

“具体名字没记住，反正很难治就对了。”许君竹说。

“颅底室管膜瘤。”文哲补充说，“六年前复发，二次手术。”

贺平安面有不忍，“低级别胶质瘤，恶性程度不算高，但位置太凶险，再加上复发，不太好。”

”天妒英才啊，你知道他以前有多帅吗？要不是这个病，我早把他介绍给你了。”许君竹冲贺平安挑挑眉。

“你就应该介绍给我，曾经拥有也行啊！”贺平安笑着说。

“我还在这坐着呢！”布复虑敲敲桌子，“就算刘小刚和谭卫民真是亲兄弟，仅凭这点基因上的牵连，真值得他放弃一切去杀人？他连谭达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

“你和我判断一样。”文哲放下杯子说，“袭警、杀人，足够断送他现在的一切。他的行凶动机必须非常充足。”

dna亲缘鉴定报告出具前两小时，刘小刚像往常一样，于九点整推开支队办公室的门，晨光斜切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熟悉的明暗交界线，他已经在这条线上走了几千个来回，从未踏错过一步。

他给自己手冲了一杯咖啡，热水注进滤纸的声音和过去每一个早晨都一样，平稳、单调、令人安心，他左手捏着杯把，忽然松了，那点六年前颅底手术后留下的轻微无力，在这一瞬间被某种内在的断裂彻底撕开，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从内部崩断，他伸手去扶桌沿，可枕部一阵炸裂般的剧痛已经先一步截断了所有意识，陶瓷杯砸在地上，褐色的液体缓慢漫开，像一朵焦糖色的花。

在意识沉入黑暗前的最后一秒，他看见母亲正低头给他写一张生日贺卡，父亲、兄长、谭伟伯和他自己围坐在一张圆桌上，他头上还戴着那顶生日帽，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平等地、毫无保留地落在每一个人脸上。那是一个他从未真正抵达过的早晨，一个迟到了三十四年的全家福。

刘小刚昏迷进入第四日，许君竹、布复虑、文哲三人轮值守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外。dna亲缘鉴定报告已于前日送达——刘小刚与谭卫民符合全同胞关系，亲权概率大于99.99%。

技术科同步勘验刘小刚电子信标数据，发现案发时段基站定位记录存在人为抹除痕迹。两项证据相互印证，已达刑事拘留标准，提请批准逮捕的材料就锁在布复虑办公室的抽屉里无人提及。

第四日深夜，轮到许君竹，贺收陪着她靠在走廊特批地行军床上，她不在刘小刚是否真的是凶手，她只想那条线继续跳下去，她只想他活着。

走廊尽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名值班医生快步赶来，推开icu的门，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刘小刚正在滑向弥留。许君竹一把抓住贺收的手，抓得很紧，眼泪自己掉了下来，控制不住，文哲与布复虑赶到时，许君竹已从icu出来，最有一面时间很短，她推门而出，眼眶发红，面无表情。

布复虑迎上去，“他说了什么？”

许君竹目光垂落，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她没再看任何人，径直往前走，贺收跟着她一同离开。

直至家中，许君竹才在贺收怀里低声抽泣，“他说，仓库的事，对不起——”

死亡对多数人而言是终极恐惧，对刘小刚却是从童年起便持续存在的念头，是一种隐秘的期待。父亲的辱骂与母亲的哭泣构成他最早的记忆底色，两者交替出现，没有间歇，像一台设定好时间的机器，每日准时启动运行。

他记不清自己从几岁开始学会在父亲动手前绷紧脊背，也记不清母亲有多少个夜晚在厨房里偷偷擦眼泪，然后红着眼睛出来给他热饭，那些年月里，家里唯一安静的时刻，是父亲喝醉后睡死过去的几个小时。

十四岁那年，颅底室管膜瘤确诊，父亲停止了对他的肢体暴力，并非怜悯，而是忌惮殴打重病儿子可能引发的刑事后果——一个患有颅内占位性病变的未成年人，任何外力击打都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甚至过失致死的诱因。

暴力转移了方向，母亲成为新的承受者，为筹措医疗费用，母亲变卖了自有房产、外婆的住所，以及所有可折算为现金的物件。外婆后来罹患肺癌，在院子里被父亲持续辱骂，气急攻心，当场倒下。刘小刚始终在场，目睹了全过程。

他不明白，为何同龄人可以毫无负担地活着，而自己却被周围所有人定义为灾星，仿佛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不断偿还的债务。他恨过，也盼过，盼着某一天自己悄无声息地消失，好让母亲和外婆不再因为他而受苦。

母亲确诊乳腺癌后，在临终前告知他身世真相。他无数次幻想自己并非这个家庭的孩子，幻想成真，但生父并非富豪，而是一个已故之人，即便如此，也一定会胜过眼前这个施暴者。

他动身前往明州，见到了比他年长七岁的谭卫民，谭卫民同样寄人篱下，却呈现出与他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乐观、开朗，被谭伟以淳朴而善良的方式照料着，活在阳光之下。那座孤悬海上的岛屿，却让刘小刚第一次感到踏实。他爱上了那片土地，更爱那个由血缘重新缔结的家庭——那才是真正的家人。

此后他一次次往返明州。为避人耳目，谭卫民与谭伟便以贩卖农货、鱼干为名，交替赴天海，谭卫民曾劝他不必来得太勤，刘小刚知道，大哥是在忌惮他那个“爹”。

刘德明退休不足半年便突发脑梗，偏瘫在床，脑梗后遗症患者的脑血管已丧失自我调节能力，病变区域管壁薄脆，任何血压波动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刘小刚开始系统性地压缩他的生存空间——凌晨一时至六时不定时惊醒他，以言语或声响刺激其交感神经兴奋，令收缩压骤升；日间严格控制饮水量，使血液黏稠度持续处于高位，待刘德明饥渴难耐、终于获准饮水时，杯底早已溶入过量降压药，血压在峰值与谷值之间剧烈震荡，脑血管在痉挛与低灌注中反复撕裂。这种不间断的精密操作持续了数月。刘德明最终二次脑梗，梗死面积累及脑干，全身瘫痪，构音功能完全丧失，连一句完整的指控都再无法说出。

他甚至把谭伟和谭卫民接进家里，当着那老头子的面，同他们说话、拥抱。那是他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光——有前途，有家人，有盼头。可好日子只过了几个月，脑瘤复发的诊断便下来了。

如今终于死了，于他而言，死不是坠落，是松绑，这辈子太累，此刻才算卸下。他看见亲生父亲牵着母亲的手，在很远的地方向他伸着手，三十四年了，他们终于团圆，他忽然想，谭伟伯呢？随即记起——谭伟伯已成神，自然不会再出现。

“回去后准备怎么审谭卫民？”布复虑问。

“无可奉告。”文哲一脸冷漠，“不过会抓紧。下周一开始封闭培训，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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