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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石（第2页）

钟情的目光犹如实质的利刃，直逼刘建平：“当一个行为人，使用致命凶器，持续、反复地击打他人头部等致命要害，并且在被害人丧失反抗能力后依然不停止暴力侵害。这在法理上，足以认定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抱有放任甚至是追求的态度。”

“他不是不知道这样打会死人，他是不在乎对方会不会死。”钟情字字铿锵，“这种对他人生命权极度漠视的主观状态，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杀人。指控故意杀人罪，于法有据，不容狡辩。”

刘建平的脸色微微一沉，他试图用未成年人的认知盲区来打擦边球，却被钟情用最客观的尸体检验数据和暴力持续时间，生生堵死了这条退路。

法庭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

见在罪名定性上无法占到便宜，刘建平果断调转了枪口，打出了他最后、也是在这个法庭上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一张牌——未成年人保护。

“审判长，公诉人。”刘建平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沉痛而恳切，“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起悲剧，但请法庭注意，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我国《刑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赵泽凯的犯罪，固然有其个人的恶劣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溺爱和青春期心理失衡导致的法制观念淡薄。”

刘建平转头看向合议庭的法官，声音中带上了一丝蛊惑人心的感染力：“监狱可以摧毁一个少年，但教育可以挽救一个灵魂。赵泽凯的家属愿意倾尽所有，对被害人家属进行顶格的民事赔偿。辩护人恳请法庭，本着挽救未成年人的立法初衷，结合其案发时刚满十五周岁的法定从轻情节，对其予以大幅度减轻处罚，给他一个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机会。”

给未成年恶魔一个机会。

这套说辞，在这个世界的司法实践中屡试不爽。多少穷凶极恶的少年犯，正是靠着这层“未成年”的护身符，在法庭上逃避了应有的严惩，几年后出狱，继续危害人间。

旁听席上的李母听到这番话，浑身颤抖得如风中的落叶。

她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眼泪夺眶而出。她的儿子才十四岁，连这个世界的美好都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被残忍地剥夺了生命。

现在，对方的律师竟然在法庭上要求法律去挽救那个杀人凶手？

整个法庭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公诉席上的钟情身上。

法官们在等待着公诉人的陈词，这也是控辩双方关于法律理念的最核心碰撞。

钟情缓缓站起身。

她没有拿讲稿，也没有按动翻页笔。

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深蓝色的制服与胸前鲜红的检徽交相辉映，深邃的眼眸，越过了被告席，越过了辩护人，仿佛穿透了法庭的穹顶，看向了那个被迷雾笼罩的社会沉疴。

“审判长，合议庭。”

钟情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再像刚才质证时那样如刀般锋利，而是带着一种难以言状的肃穆。

“辩护人刚才提到了一个词，挽救。他要求法律给予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钟情的目光落在赵泽凯的身上，那个少年此刻正低着头，试图用这副可怜的姿态来博取同情。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初衷，确实是为了教育和感化。法律愿意在未成年人犯下轻微过错、或者误入歧途时，为他们提供一盏指路的明灯。”

“但是。”

钟情的语气陡然转冷，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呼吸一滞。

“法律的宽容，是有底线的。教育和挽救的对象，是那些迷途知返的孩子，而不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钟情转过身，直视着刘建平，掷地有声地反问：“辩护人要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机会，那我想请问，在案发的那一百二十分钟里，在烂尾楼冰冷的水泥地上，当被害人满身是血地哭泣求饶时，被告人有没有给过那个十四岁的孩子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法庭内鸦雀无声，李母压抑的呜咽声在这一刻显得格外令人揪心。

钟情挺直了脊梁，目光如炬般明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石，它不因加害者的年龄而贬值。我们不能因为凶手年轻，就要求被害人及其家属去承受这份本不该存在的宽容。”

“如果年龄可以成为残忍杀戮的免死金牌，如果未成年人保护法被异化成了施暴者的保护伞，那这部法律保护的究竟是祖国的未来，还是社会的毒瘤？！”

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直指人心的法理。

“被告人赵泽凯，心思缜密，手段残忍，作案后伪造证据，毫无悔改之心。其行为严重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

钟情面向合议庭，作出了公诉人最庄严的宣告。

“公诉机关认为，对于这种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严则严，绝不姑息。”

“因为，唯有重典，方能震慑群魔；唯有严惩，方能抚慰冤魂。”

“公诉人陈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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