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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黑白学宫（第1页）

黑白学宫在杭州城西三十里，坐落在天目山余脉的一片缓坡上。

说是学宫，其实更像一座小镇。青瓦白墙的屋舍依山势层层叠叠，高低错落，被一条从山上引下来的溪水串成一串。溪水在每一座院落前分流出一小股，引入石砌的浅渠，渠水清可见底，几尾红鲤悠然游着。

院落之间以游廊相连，雨天不湿鞋，晴天有荫蔽。最高处是一座三层的藏书楼，飞檐翘角，匾额上三个字——致知楼。诸葛丞相退隐后亲笔题的。

周景昭的车驾抵达时，正是午后。学宫的山长陆沉舟带着几名教习和一群学子在山门外迎候。陆沉舟是陆望秋的远房族叔，五十来岁，身形清瘦，三绺长髯飘在胸前，眉目间有一股读书人特有的清气。他的祖上曾是诸葛丞相的学生，父亲也曾是学宫的山长。

“宁王殿下驾临，学宫蓬荜生辉。”陆沉舟拱手行礼，姿态恭敬却不谄媚，目光落在周景昭身后的陆望秋身上时，微微颔，“望秋也来了。”

陆望秋敛衽行礼，叫了一声“叔父”。她今日穿了一身月白襦裙，髻上只簪着周景昭送的那根玉簪。承宁牵着她的手，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座建在山坡上的学宫，眼睛亮晶晶的。安歌被阿依慕抱在怀里，彩凤蹲在阿依慕肩上，歪着脑袋，打量着陆沉舟的胡子，似乎在评估这胡子适不适合叼一口。

陆沉舟的目光落在承宁身上，微微停留了一瞬。承宁大大方方地仰头看着他，喊了一声“叔公好”。陆沉舟嘴角微微一弯，捋了捋胡子，从袖中摸出一只木雕的小鱼，递给他。

“这是学宫的木匠师傅用边角料雕的，拿着玩。”

承宁接过，翻来覆去地看，欢喜得直咧嘴。安歌也从阿依慕怀里探出头来，细声细气地说了句“谢谢叔公”。陆沉舟怔了怔，又在袖子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只木制的鲁班锁，递了过去。安歌双手接过，端端正正地福了福身，把旁边的几个教习看得啧啧称奇。

花溅泪抱着琵琶跟在后面，目光扫过山门两侧的石柱。石柱上刻着一副对联——“格一物得一理，穷一经通一艺。”字迹方正硬朗，是诸葛丞相的手笔。她心中默念了一遍，指尖在琵琶弦上轻轻一拨，出一声极轻的弦音，像是在跟这副对联打了个招呼。

徐破虏带了五十名亲卫，一律便服，散在山门外。谢长歌走在周景昭身侧，折扇轻摇，目光扫过那群迎候的学子。学子们有的好奇，有的拘谨，有的目光灼灼。他在其中几张脸上多停了片刻——那几个年轻人的眼神，与当初在南中讲武堂门口看见杨延等人时，一模一样。

周景昭将承宁交给乳母，让陆望秋带着承宁先去客院歇息。阿依慕抱着安歌，花溅泪跟随在侧，四女卫竹息、林霏、烟萝、云岫护在前后。一行人沿着溪边的游廊往客院走去，承宁趴在乳母肩上，冲周景昭挥了挥手里的小木鱼。

周景昭目送她们转过游廊拐角，才收回目光，对陆沉舟道：“陆山长，本王今日来，是想听听那场辩论。”

陆沉舟侧身引路：“殿下请。辩论设在致知楼前的明伦堂，已为殿下留了座。”

致知楼是黑白学宫的核心，三层木结构，飞檐翘角，楼身的朱漆已褪成深沉的赭红，却更显得厚重。楼前一片青砖铺就的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石制日晷，晷针的影子正指向未时三刻。明伦堂在致知楼东侧，是一座五开间的敞轩。此刻堂中已坐了百余名学子，前排是学宫的教习和几位从苏州、湖州赶来的士林耆宿。

辩论的题目写在堂前一块粉板上——“实学是否为正学？”

实学，是黑白学宫独有的称呼。诸葛丞相退隐后，将平生所学分门别类，经史子集之外，另设农学、工学、算学、天文地理四科，统称为“实学”。这个称呼在江南士林流传开来，但始终有人不以为然——农工算数，不过是匠人之技，怎配与圣贤经典并列？

今日的辩论，便是由此而起。

周景昭在侧面的客位落座，没有坐主位。谢长歌在他身侧坐下，折扇收拢，搁在膝上。周景昭的目光扫过堂中，忽然在角落里看见了一个人，吴洵一。

他坐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身旁放着一只旧书箧，书箧的背带磨得白。他今日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青衫，领口袖口都收拾得妥帖，与周围那些衣冠楚楚的世家子弟比起来，仍显寒素。但他坐得很直，目光平视前方，并不因为坐在角落便把姿态放低半分。

周景昭没有过去打招呼，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辩论很快开始。

反方是一位从苏州来的老儒，姓余，名孝闻。此人在江南士林颇有声望，着过几本经学注疏，弟子遍布苏湖。他起身时，堂中安静了一瞬。

“诸君，老夫不才，忝为反方。”余孝闻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老夫以为，实学者，器也，非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圣贤之学，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道之大者。至于农工算数，不过是器用之末，匠人赖以谋生，商贾赖以牟利。将其抬举为‘学’，与经史并列，实乃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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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环视全场：“老夫并非说实学无用。农人耕种，工匠营造，算学计账，皆有实用。但有用不等于有学。学之所以为学，在于明道。若有用便是学，那庖厨之技、缝纫之巧，岂非亦可称为‘学’？”

堂中响起一阵附和之声。几个老儒频频点头，交头接耳。一些世家子弟也跟着鼓掌，面上带着矜持的笑意。

周景昭没有说话，手指在膝上轻轻叩着。

正方起身的是一位学宫的年轻教习，姓程，名景云。他约莫三十出头，面容清秀，穿一身半旧的灰布直裰，袖口沾着一小块墨渍。他起身时先向余孝闻拱了拱手，礼数周全。

“余先生方才引《易》，学生不敢辩驳。但学生想请教余先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当真能截然分开吗？”

他的声音不大，却稳稳当当地送进了每个人的耳朵。

“圣贤经典中，处处有实学。《周礼·考工记》，通篇讲的是工匠之法。《尚书·禹贡》，讲的是天下山川、土壤、贡赋。《诗经》中草木鸟兽之名，不下数百。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算学。若实学只是‘器用之末’，何以圣贤不厌其烦地记载、传授？”

余孝闻眉头微皱，正要反驳，程景云已继续说了下去。

“学生再请教余先生——诸葛丞相造木牛流马、损益连弩，是器还是道？木牛流马运粮于蜀道，连弩破敌于渭滨。若无这些‘器’，丞相何以六出祁山？若器中有道，那研究这些器的学问，为何不能称为‘学’？”

堂中的附和声渐渐低了下去。有几个学子的眼睛亮了起来，显然被程景云的话打动。

周景昭的目光落在程景云身上，微微点头。谢长歌侧过身，低声道：“此人言辞温文，锋芒藏于理中。是个人才。”

辩论你来我往，持续了近一个时辰。

正方从《甘石星经》讲到《水经注》，从大禹治水讲到张衡地动仪，从郑国渠讲到江南海塘。每一条论据都扎实具体——某年某月某处水利工程，用了多少石料、征了多少民夫、灌了多少亩田，数字清清楚楚。

反方则坚持“道器之辨”，认为实学只是“术”而非“学”，可以学但不可与经史并列。言辞不可谓不犀利，引经据典不可谓不渊博。但随着辩论的深入，反方的论据越来越空。当正方搬出江南海塘的工程档案——隆裕二十一年修筑海盐段石塘，用银若干，用石若干，用工若干，保住农田若干亩——时，余孝闻只能以“此乃有司之职，非士子所当究心”来回应。

堂中的气氛渐渐变了。原本附和反方的学子们，有的开始沉思，有的面露犹豫。而正方每一条带着数字的论据，都像一块石头，压在反方那架华丽却空洞的辩论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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