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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6章（第1页）

苏辙看着这幅安宁之景，不禁喃喃：“今人观史，为的是学习和教化。可后世就连孩童的游戏都如此，他们俯瞰五千年，又想从所谓的封建社会看到什么？”

兄长已经跟着小孩子们玩了有一会儿了，闻言把苏迈推过去接自己的位置，煞有介事地笑：“抱拥新天地，也不影响他们对历史旧影有所遗憾，你我之辈难道就不会祈祷屈子得楚王信重，期盼诸葛武侯北伐成功？后人总有小说戏言，大约也承载千万种这样的梦。”

苏轼转身共同远眺：“长子出生时，我曾写诗说惟愿孩儿愚且鲁，如今天幕现世，为兄居然当真觉得……大宋能在此际遇下有所改变，吾儿也不必学他父亲，被聪明误一生。”

苏辙不爱听他自嘲，纠正：“现在也不算误一生了。”

苏轼闻言畅快道：“确实，原本历史轨迹上你我终不得见，今生却可夜雨对窗，乃大幸，当浮一大白！”

他端起酒杯携皓月清风满饮，对苏辙笑言：“佛云三千世界，芥子须弥，历史车辙转向，或许后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饶有兴致地旁观你我呢？”

【另一种笔法则是曲笔，屈从于政治权威来写，既虚美又隐恶，很多阴谋论都以史家曲笔为出发点，认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乱写，文献就是一堆废纸。

但我国传统史学，从来都是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禽鱼之结侣，冰炭之同器，曲笔和直书看似完全不和谐，君主有圣人之权，笔者有君子之道。政治理想和现实交杂，谁都和自己的性命没仇，但执史笔又有天然使命要担着，“法先王”还是贴金箔就成了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而对皇帝来说，或者，对于大部分皇帝来说，这支笔也不能完全忽视。

封建社会通用的那套以史为鉴的史学观念脱胎于儒家，皇帝和儒家缠缠绵绵几千年，对其需要又厌恶。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权，某种程度上又被它制约，落到现实就是天子与臣子，乃至天子与史官。

道理也简单，如果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笔，在记录时有所隐瞒或修饰，那做皇帝的又该怎么确定他们对执政者没有个人的好恶呢？讨厌顶头上司是传统美德，叮嘱了看不了也没招。

再者，既然史书象征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君臣秩序，在书写前人时，皇帝难免也会为自己考虑——现在为尊者讳将一些东西隐去了，万一有乱臣贼子上位，再要求删改，那我怎么办？不如让他们直写得了。

史官和皇帝的心态都很矛盾，导致有时候主张“必须直词”，有时候又有“宜多隐恶”，端看史家是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捍卫真实还是捍卫现实。也有结合起来的，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没有很直白，但也不将其隐去。】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斯读出天幕上的字迹，观察身旁君王的神态。

诛乱臣、讨贼子确实好，但这种不直言褒贬，藏态度于文辞的笔法却是嬴政尤为厌恶的。始皇帝沉思片刻，对其不置评价，思考到另一件事：“盘点继承人时，天幕似乎曾说大秦史料不丰？”

众人将目光都投向扶苏，又回忆起后人因文献不足而加在他身上的无穷想象。从崇尚儒家为人怯懦到楚国生母，关于长公子生平和身世的论调基本由后世推测而来，当不得真。

首席受害人正苦恼：“大秦至后世相隔年月太久，可也没到史书皆散失的程度。”

蒙毅却记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想必在这些人逐鹿时毁弃，加之竹简易受潮腐朽，才会如此。”

嬴政用新制的纸轻敲手心。

史馆，备份，杀青保存；纸张，丝帛，载体变更；史官，还有民间……他顿了顿，民间本不可藏史，但有天幕在，大秦施行的法令大多要重写，民智也渐开，识字之人都多出太多，又何谈私藏。

他笑着摇头，来自后人的历史，就这般将今人的历史改变。

明，永乐帝受尽了来自后世洗脑包的冲击，反正天幕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完了，普天之下谁人不知他是个领八百人起兵造就盛世的天子，索性放弃原本要推出的那套理论，让修太祖实录和写奉天靖难的那批人公正直书。

总之，不要再给江南文人和后世闲人自由发挥的空间了。

但太祖托梦夸他什么的还是可以记一笔。

【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史官还是更愿意动一动他们坚贞的笔头，依照真实情况秉笔直书的。毕竟我们刚刚就说过，历代封建王朝遵循的习惯，是易代修史。

时间线靠前的王朝，君主的权力还没到巅峰，臣子尚且能为史书的清白性抗争；天子的位置稳固得不能更稳固、类人群星闪耀也无法将它们拉下马的时候，民间的私人修史和笔记又从侧面默默支撑着官方的史笔。

文字就是这样，无论公文、诗文、戏文、碑文，官方的刻石之文还是个人的文字游戏，都是历史留存的碎片。今日便在这些“文”中再窥当时的“史”吧，先从史料充足的明说起。

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央集权强化，经济和文化发展起来，相对应的是其他层面的僵化。皇帝龙椅稳当成这样反而是统治者即将衰落的证据，说明这伙人为了集权已经走向极端化了，后来真如所猜，一代更比一代弱。

但在史书之外，我们终究还可以从大明再捡拾些什么——】

天幕幽幽浮现出两个名字。一为《牡丹亭》，一为《陶庵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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