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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1章（第1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攫取权力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人定胜天的思想也随着蒸汽力量的展现而深入人心，延续千年的天命观和皇权神授开始动摇。

而伴随着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推广，民智全开的情况下，新思想的出现是是必然的，时报上数年如一日的民权和平等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大量被机器剥夺了生计的农民，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汇聚成无产阶级，开始争取属于自身的权益。

新的社会阶级出现，旧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这是由不可阻挡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一个结构性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其影响将会遍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

幸好，长安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准备，终于等到了这一日。

华光十五年，圣人下令召宗室，边疆重臣进京，共商大事。

六月盛夏，太和殿内一片寂静，隐约还有抽泣之声响起。

长安：“各地风起云涌，罢工起义之声不绝，大家只会比朕看的更直观。”

“诸位，社会变革已至，再抱着老祖宗之法不撒手，结果只会更糟。”

有老臣掩面而泣，口中直言愧于圣恩。

长安：“众卿何愧之有呢？咱们君臣一同奋斗了几十载，才有了如今这盛世，是朕要感谢你们才对。”

“朕年事已高，也无惧身后的洪水滔天，就让朕来做这个不孝子孙吧。”

有上了年纪的宗室人嚎啕大哭，也有交头接耳商议将家人都接到外邦去的。

长安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社会不得不变革，那就是要根据社会上的呼声进行改变。

而这嘈杂的呼声，无非是要一个平等的机会，而这也是大同世界所向往的。

华光十六年初，圣人下令废除身份特权，强调士农工商皆平等。

于商，下令改革旧的社会税制，开征商业税所得税，对新式工坊给予税收减免，鼓励转型机器制造。

同时也颁发了工坊立法，明确规定最低薪酬，最高工作时间，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工作环境的安全标准，直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

并且允许在政府严格控制下成立工会，为工人提供一个集体表达诉求的渠道。

继续推进工业化，以壮大支持民主的社会力量。

于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改收农业税，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同时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于商，鼓励贵族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和担保，引导他们投资铁路矿山纺织厂等新式产业，让他们从田地受益者转变为工厂主，将其利益与工业化绑定，削弱贵族同官僚阶级的共同利益。

于士，则是实现政治权利再分配，通过设立新机构，逐步实现三权分立。

行政权方面，成立临时执政委员会，由社会各阶级的核心代表组成，职能是处理日常政务，稳定局势。

立法权方面，成立临时议会，初期议员由各省各行业推举代表组成，目的是学习议事规则，培养参政人员。

司法权方面，推动司法独立，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颁布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取代王法。

这一系列的诏令颁布下去，社会哗然，群情激动，不亚于山崩海啸带来的震动。

但长安自登基起就素有威名，如今年事已大更有威望，最重要的是，军队的指挥权还在她手中，为的就是防止在权力过渡的初级阶段出现乱动，或者是军阀乱政。

这一批军队将领，都是出身讲武堂的学员，每一个曾受教于天子门下，哪怕改革后皇权不复往昔强势，但依旧无人敢跳出来生乱。

自此之后，长安就开始推动权力制度化，将某财政预算，或是官员任命这些决策，从由帝王私人决断变为需要经过特定程序才能生效的行政流程。

这样的大变革下，心有不满的宗室里，有能力的早就出去打下了地盘，因此不会回来反对，没能力造反的就只能听从长安的安排，顺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至少还能衣食不愁富裕几代人。

华光十九年，两条运河彻底竣工，工业化再度得到起飞。

长安最后以帝王的名义下令，召集各阶级代表联合制宪，给予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甚至平民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利。

虽然初期权力有限，但这也提供了可以质疑和制约传统贵族官僚的决策。

更是确定了军队忠于宪法，而非皇室和帝王个人的这一重要政策。

新纪元年，赵元睿出任议会总理，面对的是一个被新技术和工业化彻底重塑后，阶层剧烈动荡的联盟社会。

而她所代表的新阶级，则旧秩序被打破之后，开始着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前所未有的新秩序。

赵元睿上任的首要工作，就是继续推动工业化发展，深化新的生产关系，培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这两个未来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依次来保证社会不开倒车，也不会出现复辟。

新纪五年，夏意正浓。

太和殿外白玉阶前，长安斜倚在紫竹躺椅上，日光如金，倾泻而下，刺得人眼底生辉，却又忍不住贪看这天光浩荡。

殿内三司议事的声音隐约传来，似春蚕食叶，细碎而有序。

而殿外，花开得正艳，远处市井喧嚣如潮，一阵风过，带来孩童追逐笑闹之声。

盛世不必言说，落在每一寸阳光里，也飘于每一缕风中。

长安也无需立碑著像，山河即名册，民生为传纪，何须碑石。

若你在寻找她的丰碑，请看看你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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