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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3章（第1页）

【他的权力基础是“李太后的信任”和“与冯保的联盟”，这些都是基于个人关系和私人情感，是典型的“人治”特征。

它没有、也不可能被制度化。这意味着，这种权力无法被复制，也无法被继承。

甚至就算张居正本人一直活着，这些权力也会随着小皇帝的逐渐长大慢慢崩塌。】

宋

王安石看着那依赖个人权威和特殊关系的权力结构图，发出了感同身受的叹息。

“呜呼！此与吾昔日之境遇何其相似！变法之难，不仅在于法之立，更在于势之存。

势依人而生，人亡则势消。若不能将变法之策深植于制度，化为国家之常经，则终不免人走茶凉之局。”

他想到了宋神宗去世后，新法被迅速废除的往事，心中一片黯然。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乎“人”的关键因素，常常被忽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命运——张居正始终未能，或者说是不愿，建立起一个真正忠于改革事业的政治同盟，即所谓的“张党”。】

【我们之前说过，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分蛋糕”，必然会触动旧蛋糕分配者的利益。

要想成功，光有切蛋糕的刀还不够，还必须有一群支持你新分法、并能帮你稳住新局面的“自己人”。】

天幕跳出一张图片

一个中间写着张居正三个字的小人正拿着两把名为“考成法”与“一条鞭法”的刀，站在一块写着“既得利益”的巨大蛋糕面前。

当他切下蛋糕，将原本属于旧权贵的部分，划归到写着“国库”与“小民”的餐盘时，那些旧权贵们对他怒目而视，摩拳擦掌。

然而，在张居正的身后，却只有寥寥数人，且身影模糊。反观他对面，反对者却阵容庞大，同仇敌忾。

【张居正秉持着传统士大夫“君子不党”的理念，或者说，他过于自信于个人权威和能力，主要依靠严刑峻法来推动改革。

他打击政敌，任用执行政策的干吏，但却没有有意识、系统性地去培养一个认同他改革理念、政治命运与他深度捆绑、并能在他之后继续贯彻其路线的核心政治团体。

他把改革变成了他一个人与整个旧利益集团的战争。】

【对比一下历史上其他改革，就能看出差别。

商鞅变法，虽身死而法存，因为新法已经与秦国崛起的国运深度绑定，培养出了强大的“军功爵制”受益集团。

王安石变法，纵然起伏，但“新党”作为一个政治派系长期存在，一度能与旧党分庭抗礼。

而张居正的改革，几乎完全系于他一人之身。】

【一些在改革中受益的中下层官员，或因才干被提拔的年轻官吏，曾试图向张居正靠拢。

然而，他们往往感受到的是首辅的威严与距离。张居正用人，看重的是“能办事”，而非“是否忠心于我个人及其事业”。】

宋

王安石看到此处，神色复杂，既有对张居正不党之洁的钦佩，更有对其悲剧结局的了然。

“《周易》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变法之事，孤掌难鸣。介甫昔日，亦知非聚同道不足以成事。虽因此背负‘党同’之讥，然非此不足以抗旧党之汹汹。”

“张江陵欲以一人敌一国，其志可嘉，其策……实为不智。身后无‘党’，则新政无‘魂’，人亡政息，岂非必然？”

【然而，以上所有原因，都只是为“人亡政息”提供了可能。

将这种可能变为残酷现实的，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推，来自于那个他曾经悉心教导、寄予厚望的学生——万历皇帝朱翊钧。】

明祖【在万历登基之初，……

【在万历登基之初，也就是十岁的时候，张居正正式成为了他的老师。

对这个尚且年幼的天子学生，张居正无疑是抱着极高的期望的。

他渴望将这位十岁登基的天子，塑造成为一代明君，一位圣主。

这种期望，化作了无微不至、也无比严苛的教导。

——这回是真真正正的“望子成龙”了→＿→。】

【《明史·张居正传》载：“帝初政，居正尝纂古治乱事百余条，绘图，以俗语解之，使帝易晓。”

他亲自为万历编撰教材《帝鉴图说》，也曾因万历读《论语》时将“色勃如也”误读为“色背如也”，而“遽厉声曰：‘当读作勃！’”

使得“帝悚然惊惕”，在场众人无不相顾失色。】

南宋

朱熹悦色：“圣学无小事，字乃经义之本，音讹则义谬，义谬则圣心偏，不可不慎。”

张居正此举，深得他心。

【还有一次，万历因醉酒闹事，杖责太监冯保的养子，并出言不逊。

此事惊动了李太后，太后甚至扬言要废帝。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皇帝被迫“草诏罪己”，诏书中言辞非常恳切甚至卑微。】

唐贞观年间

魏征看到此处，抚须沉吟。

他以直言敢谏著称，也曾多次让陛下下不来台。但他对张居正的做法略有几分保留意见。

“规劝君上，贵在切中时弊，明其利害。若因小节而频令君上罪己，恐非善策。人主之威，亦需护持。

如《左传》所言，‘君以此始，亦必以终’。挫威过甚，一旦反弹，其势更烈。张江陵此举，虽出于公心，却似未谙人主渐长之逆反心理。润物细无声，或比疾风暴雨更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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