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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2章（第2页）

他让人取来奏疏，飞速往皇城扑去。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这片土地上大概在七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蚕，六千四百多年前驯化野生稻。

种植、养殖让我们有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

且让我们深刻地明白：只要好好治理手里的这块土地，哪怕今年因各种问题收成不好，明年、后年也依旧未来可期。】

【但是元朝出身游牧文化。

其统治核心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与深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天幕上，广袤的草原与整齐的农田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边是追逐水草、四季迁徙的毡帐群落，另一边是安土重迁、春耕秋收的村落田园。

【游牧经济依赖于牲畜的繁衍和草场的转移，其财富观念更倾向于“移动的资产”和“直接的掠夺”。

这种经济基础塑造的政治传统，讲究的是“分封”与“共享战利品”，对于固定在一片土地上进行长期、精细化的投入与治理，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经验。】

【治理，意味着你要了解你的土地，了解你的人民，要知道哪里受了灾需要减免赋税，哪里有了冤情需要伸张正义，哪里需要兴修水利以保丰收。

这些，需要庞大的、深入基层的官僚体系，需要皇帝和中央朝廷时刻保持着清醒与勤勉。

——太麻烦了。

而包税制，让元朝中枢完美地避开了所有这些“麻烦”。

他们不需要知道江南某个村庄去年遭了水灾，今年是否还能承受往年的税负；他们也不需要关心河南的农户是否因蝗灾被逼得卖儿鬻女。

他们只需要在固定的时间，看到包税商缴纳上来的、甚至可能比往年更多的金银就行了。】

天幕画面中，元大都的宫廷里，贵族们沉醉于歌舞宴饮，色目官员捧着账册，呈上今年又“超额完成”的税收，引来蒙古贵戚们满意的笑声。而那账册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原、江南百姓的血泪与尸骨。

元

忽必烈看着天幕上对游牧文化的剖析，眉头微蹙，但并未动怒。

他回想起即位之初，也曾大力推行“农桑之业”，设立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

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岂是轻易能够扭转？那些从草原跟随他而来的宗王、勋贵，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或者说，愿意理解“使百姓安业力农”的长远意义？

他们更熟悉的，还是依照草原旧俗，将征服的人口和土地视为可以分润的“战利品”。

“治汉地当用汉法”，他喃喃自语，这是耶律楚材当年劝谏太宗的话，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可惜，蒙汉之间裂隙，即便至今，他也依旧觉得深不见底呵。

【这并不是说游牧文明落后，而是两种文明在面对“国家治理”这一课题时，其路径依赖截然不同。

当这种“移动的”、“分享的”政治传统，被套用在一个需要“固定的”、“集中的”行政体系来维持的庞大农耕帝国之上时，错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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