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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都这德行！指不上！”王大姐一副深有同感的样子，“回头我问问机务队老陈，看能不能弄点发酵好的粪肥来，给你这韭菜救救急。”

“哎哟！那可太谢谢大姐了！”张桂芬喜出望外。

她又去了几户有老人孩子的家里，问问缺不缺药，孩子闹不闹。遇到孙家媳妇在门口晾衣服，两人虽然还有点别扭，但也能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王大姐甚至特意停下脚步，夸了句：“这床单洗得真透亮！”孙家媳妇愣了一下，脸上也缓和了些。

几天下来，王大姐感觉自己这妇女代表当得挺像样。大家确实买她的账，有啥鸡毛蒜皮都愿意跟她唠两句。她觉得自己就像连队妇女们的“大家长”，心里充盈着一种被需要的满足感。

然而，好景不长。这大家长的瘾还没过足，就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

这天下午，刘书记把她叫到连部，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本新的登记簿。

“桂兰同志啊，工作开展得不错，群众反映很好。”刘书记先肯定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不过呢，咱们工作还得更细致、更规范。这是上面新下的《家属情况统计表》，要求摸清底数。你尽快把咱们连队所有妇女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有啥特长、家里主要困难，都统计上来，登记造册。以后发补助、搞活动，也好有个依据。”

王大姐接过那表格和崭新的登记簿，那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格子和小字，看得她眼晕。

“书记，这……这都得填上？”她迟疑地问。

“对，一项都不能落，这是工作要求。”刘书记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你情况熟，人头也熟，这事交给你最合适。尽快弄好交上来。”

王大姐捏着那摞纸，感觉比扛一麻袋麦子还沉。她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哎，行，书记，我尽快弄。”

接下来的两天，王大姐依旧挨家串户，但不再是闲唠嗑，而是带着任务去的。

她问得仔细，人家也答得琐碎。她努力想把听到的都记在脑子里：赵家媳妇三十二，山东临沂人，会绣花，家里婆婆常年咳嗽；钱家媳妇二十八，河南信阳的，干活麻利但孩子多，拖累大；孙家媳妇……哎，孙家媳妇叫啥来着？好像姓周？

信息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脑子，很快就搅成了一锅粥。她发现自己根本分不清“赵钱氏”和“钱赵氏”，记混了张家和李家的困难，甚至把好多人的年龄都搞串了。

晚上，她坐在自家地窝子的小炕桌旁，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摊开那本崭新的登记簿和那张让她头皮发麻的表格。她拿起铅笔，手有些抖。脑子里乱糟糟的信息争先恐后地往外涌，却不知道该如何落到那一个个方格里。

她认识几个字。比如自己的名字“王桂兰”，她能勉强写出来，虽然“桂”字的“木”和“土”总是分家，“兰”字的三横一竖也写得歪歪扭扭。她也认识“男”、“女”、“工”、“分”这些简单的字。

可表格上那些“籍贯”、“文化程度”、“特长”，对她来说就太陌生了，笔画多得让她眼晕。

她尝试着在登记簿上写。她先写下“赵”，这个字她见得多，会写。然后卡壳了，赵家媳妇叫啥？“淑慧”？“淑”字怎么写？她只记得好像有个“叔”字在里面，但旁边还有啥？“慧”字就更难了。

她憋红了脸，在纸上画了个“叔”，又在旁边胡乱添了几笔，自己看着都像鬼画符。

年龄？“三十二”？“三”和“十”她会，“二”也会，但组合起来该写在哪个格里？籍贯？“山东”？“山”字她会画，“东”字呢？她只记得大概模样，写出来左边一横长，右边一横短，中间一个疙瘩，不伦不类。

画着画着，她自己都糊涂了，这写的到底是赵家还是钱家？

挫败感一点点淹没她白天的自信和热情。她气得把铅笔一摔，揉乱了头发。

“咋了这是？跟谁置气呢？”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是李秀兰，她刚忙完豆腐坊的活回来，手里还端着个空盆，显然是听到动静过来看看。

王大姐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扒拉了几下头发，试图恢复点形象，强扯出一个笑：“没……没啥，就是这笔不好使。”她下意识地想用身体挡住桌上那堆让她糟心的东西。

李秀兰好奇地走近，借着灯光看清了桌上摊开的表格和画满奇怪符号的纸，还有那根摔在一边的铅笔。她虽然识字不多，但也明白这肯定跟王大姐新当上的代表工作有关。

“是……是连里让填的表？”李秀兰小心翼翼地问，带着点同病相怜的理解，“这东西是挺磨人的……我每次记豆腐账也头疼。”

王大姐伸手把表格和本子胡乱合上，一把塞到炕桌最里面，用别的杂物盖住，脸上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没……没啥！就点破纸片子，瞎看看！”

这时，舒染也批改完作业回来了，一进门就感觉到地窝子里气氛不对。

李秀兰心思简单，没察觉那么多，还在笑着说：“妇女代表就是忙！刚上任就有大事了！”

王大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嘴上却打着哈哈：“啥大事……跑腿磨牙的活儿……那啥，你们快洗洗睡吧，我也累了，睡了睡了！”

她说着，竟直接脱了外衣，翻身面朝墙壁躺下了，明显是不想再交谈。

舒染和李秀兰对视了一眼。李秀兰有点莫名其妙，用口型问舒染：“咋了？”舒染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她别问。

夜里，舒染隐约听到对面炕上传翻来覆去的窸窣声，还有一声叹息。她知道，要强的王大姐肯定是遇到她自己解决不了，又羞于开口求助的难题了。

而且这难题，八成跟她刚当上的妇女主任有关。

第二天一早，王大姐又是第一个起床，依旧把自个儿收拾得利利索索，却掩不住眼下的乌青和眉宇间的郁结。

她没像往常一样跟舒染她们说笑，匆匆咬了两口冷窝窝头，就揣一本登记簿，直奔连部去找石会计了。

石会计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账本报表，忙得头都不抬。

“王桂兰同志，你有啥事？”

“石会计，麻烦你个事儿，这表……这上面的字，我不太认得全，你能不能……”

石会计从眼镜片上缘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接过表格，语速飞快地念了一遍：“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特长、家庭主要困难。就这些，照着填就行。”

“不是……我是说，这些格格里具体填啥……”王大姐还想细问。

石会计却已经不耐烦了，递回表格：“我这儿还一堆报表等着往团部送呢！这表不难，你找个识字的人问问就行。实在不行，你问舒老师去？”说完就又埋首账本里了。

王大姐捏着表格，尴尬地站在原地，脸上火辣辣的。她哪好意思天天去麻烦舒染？

统计工作陷入僵局，另一件糟心事接踵而至。

连里后勤通知，有一批处理下来的旧劳保手套和围裙，愿意要的家属下午去领。王大姐赶紧跑去通知。

她跑到赵卫东家，对着他媳妇——一位姓钱的妇女——说：“钱家的，下午去领手套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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