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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章 阻力初现（第1页）

新政颁布后的第一次常朝，气氛比往日更为凝重。金銮殿内，檀香的烟气袅袅盘旋，却驱不散那股无形的压抑。萧景琰高坐龙椅，冕旒后的目光锐利地扫视着丹陛下的臣子。他能感觉到，经过一日的酵，那些在昨日大朝会上被强行压下的反对情绪，并未消散，反而如同地底暗流，正在寻找着宣泄的出口。

果然，礼仪性的奏对刚过，一位身着伯爵朝服的老者便颤巍巍地出列，正是安远伯陆文彰。他年事已高，须皆白，在勋贵中资历极老，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陛下，”陆文彰的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却中气十足，“老臣昨日拜读《新政纲要》，感佩陛下励精图治之雄心，天地可鉴。然，老臣心中亦有几点疑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望陛下圣察。”

景琰心中冷笑，知道真正的较量此刻才开始。他面色平静，淡淡道：“安远伯乃国之柱石，有何疑虑，但讲无妨。”

“谢陛下。”陆文彰躬身，随即挺直了些腰板，目光扫过同僚，最后落回御座，“其一，便是这清查田亩。陛下，天下田亩册籍沿用百年，虽有疏漏，然大体完备。如今骤然下令重新清丈，动静巨大，非数十万官吏、耗时数年不可为。其间人力、物力耗费几何？此等巨资，从何而出？莫非又要加征赋税，徒增百姓负担？此老臣一虑也。”

他不等景琰回答，继续道：“其二，清丈田亩，需深入乡里，与地方士绅、豪强乃至普通农户打交道。这些胥吏差役，良莠不齐，若借此机会上下其手，欺压良善，勒索百姓，岂非新政未行，而民怨已起？届时地方动荡，恐非朝廷之福啊！此老臣二虑也。”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几分：“其三，亦是老臣最忧者。陛下明鉴，国朝立国之初，曾有大封赏，勋田、职田、祭田等，皆有定数，乃酬谢功臣、维系宗室、彰表忠义之举。如今新政纲要言明‘无论官田、民田、皇庄、勋田，皆需登记造册’，此令一出，恐寒了功臣勋旧之心，动摇国朝根基之稳固！望陛下三思，对此类田产，是否可酌情考量，暂缓或豁免清丈？”

安远伯一番话，看似老成谋国，处处为朝廷、为百姓着想，实则句句指向新政的核心难点——成本、执行和特权阶级的豁免。他话音落下，勋贵队列中立刻响起一片低沉的附和之声。

“安远伯所言甚是！”

“陛下，清查田亩牵涉太广，确需从长计议啊！”

“功臣之心不可寒啊，陛下！”

紧接着，都察院的一名御史也出列附和，不过角度更为“清流”：“陛下，安远伯虑及地方胥吏扰民，实乃老成之言。臣亦以为，新政推行，当以稳妥为上。不若先在京畿直隶选一二州县试行，观其成效，再议推广。如此，既可积累经验，亦可避免大规模推行可能带来的风险。”

景琰静静听着，手指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他注意到，辅方敬之眼观鼻，鼻观心，如同入定。而林夙则站在文官班末，低垂着眼睑，面色在殿内光线下依旧苍白，看不出丝毫情绪。

“安远伯与诸位爱卿所虑，不无道理。”景琰缓缓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喜怒，“然，诸卿只见其难，未见其弊之深重，其利之长远。”

他目光转向户部尚书钱有道：“钱爱卿，你掌管天下钱粮，你来说说，去年国库岁入，与三十年前先帝在位时相比，如何？”

钱有道心里一咯噔，硬着头皮出列：“回陛下，去岁岁入……较之三十年前，略有……略有减少。”

“仅是略有减少？”景琰声音微扬，“据朕所知，三十年来，天下垦田数目据报是增加的，人口亦有所增长，为何国库岁入反而不增反降？钱都流向了何处？”

他不等钱有道回答，目光又扫向众臣：“莫非都流向了安远伯所言的那些‘大体完备’的册籍之外？流向了那些无需纳税的勋田、隐田？流向了贪官污吏的私囊？”

一连串的反问，让殿内气氛骤然紧张。钱有道额头见汗，呐呐不敢言。

景琰继续道：“至于清丈耗费，朕已令户部初步核算，所需银两，可从朕的内帑先支取一部分，另从抄没贪腐之赃款中补充。朕宁可节衣缩食，亦要推行此策！至于胥吏扰民……”他顿了顿，目光似是不经意地掠过林夙所在的方向，“朕自有监察之法，绝不会纵容宵小借机生事。”

最后，他看向安远伯，语气变得格外深沉：“安远伯忧心功臣之心，朕心甚慰。然，真正忠于国朝的功臣，当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若国基动摇，赋税枯竭，边关无饷，流民四起，纵有万亩勋田，又能安享几日？新政旨在富国强兵，正是为了保这江山社稷永固，保诸位功臣子孙后代永享太平！若只因清丈田亩，便觉心寒，那此等‘忠心’，朕，亦不敢苟同！”

他这番话，既摆出了事实，又表明了决心，更将反对者的“忠心”架在了火上烤。安远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还想再辩，却被景琰抬手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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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之议，亦可考虑。”景琰话锋一转，似乎做出了让步，“然，京畿重地，关系重大，不宜轻动。朕意，可选江南鱼米之乡一两处赋税重地，以及中原田亩纠纷多之地，同时开展试点。由户部、都察院选派干员，会同地方，严格按照新政细则推行。三个月内，朕要看到试点成效与问题总结，再议全面推行之策。”

这个决定，看似采纳了部分意见，实则将试点的范围放在了矛盾最尖锐、利益最复杂的区域，其推进难度和可能遇到的阻力，远比在京畿试行要大得多。这既是景琰的魄力，也是他对新政决心的再次宣示。

“陛下圣明！”方敬之此时终于出列，躬身领旨。他作为辅，需要维持朝局平衡，皇帝既然已做出决策并稍作让步，他必须出面稳定局面。

部分支持新政的官员也纷纷附和。

然而，反对的力量并未就此罢休。吏部左侍郎，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的中年官员出列奏道：“陛下，整顿吏治，裁汰冗员，臣等亦深以为然。然，《考成法细则》草案之中，对官员考核过于严苛，尤其‘征赋不足额者，罢黜；讼狱积压者，降职’等条，恐使得地方官员为求政绩，不惜苛征暴敛，草菅人命，此非陛下爱民之本意啊！恳请陛下，对此细则再行斟酌，宽严相济，方是御下之道。”

这同样是以“为民请命”为幌子，行维护官僚体系自身利益之实。

朝堂之上，围绕着新政各项细则，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反对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放大，言辞恳切，仿佛新政一推行，立刻就会天下大乱。支持者则据理力争，强调革除积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景琰始终冷静地听着，偶尔插言，或驳斥，或引导。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他明明站在权力的顶峰，却仿佛在与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庞然大物作战。这个庞然大物由百年的积习、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构成。

他的目光再次不受控制地投向林夙。自始至终，林夙未曾一言。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玉雕，安静地记录着朝堂上每一个言者的神态、言辞。景琰知道，东厂的档案库里，关于在场许多人的卷宗，恐怕又要厚上几分了。这种无声的威慑，或许是目前唯一能让部分人有所顾忌的力量。

争论到最后，景琰失去了耐心。他猛地从龙椅上站起身，衮服下摆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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