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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温琢细细回忆，刘康人确系死在了顺元二十三年的末尾，但他原以为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那时他正辅佐沈瞋，刚得永宁侯府倾力相助，满心都在谋划借贤王之势制衡太子。

打从一开始，他就没对刘国公抱有任何期待，既然选择了永宁侯，那么刘国公这方军中势力便是必然要放弃的。

因为十年前刘康人那场败仗，彻底将两家打成了死敌。

下罪刘康人的折子送到京中，顺元帝龙颜大怒。

刘国公本已赋闲在家，听闻此事不惜放下一世清名，在清凉殿外长跪不起，额头磕得鲜血淋漓，只求陛下网开一面，留他儿子一条生路。

可顺元帝对当年那场败仗本就耿耿于怀，如今新罪旧过叠加，实在难容。

一道圣旨，两罪并罚，判了刘康人立斩不赦。

温琢犹记，刘康人没能见到顺元二十四年的新年。

刘国公经此一打击，大病一场，虽从鬼门关捡回半条命，却被抽去了精气神，往日的英气勃发，尽数化作了老态龙钟。

刘国公一生有三子，长子幼年遭难，半身不遂，常年卧病在床，全凭人照料。

次子英勇善战，少年意气，却不幸陷入南屏的圈套，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他只剩这最后一个性情温吞，资质普通的刘康人。

可如今刘康人也要被斩首，他连这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

当时朝堂上，温琢只作壁上观，当这是刘家气运已尽，况且刘国公后继无人，势力渐薄，于沈瞋而言反是好事。

但他却未料到这桩看似无关的旧案，会在日后成为掣肘他们的绳索。

变故发生在顺元二十四年春。

刘国公担心瘫痪的长子无人照料，走投无路之下，只得参与党争，加入贤王麾下。

贤王本就贤名远播，又是皇后嫡子，当朝长子，根基稳固，如今他得了刘国公这股军中势力相助，如虎添翼，声势日隆，成了沈瞋最棘手的劲敌。

当时沈瞋整日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屡屡深夜跑到温府，在温琢面前垂泪长叹，求他献策，扼断贤王之势。

那时温琢才真切感受到刘康人之死的余温。

他们必须要折断贤王的羽翼。

朝堂之上，他们令龚知远出手，对付卜章仪与唐光志，军中则寄望于君定渊与永宁侯，设法扳倒刘国公。

可让温琢始料未及的是，君定渊与永宁侯竟双双反对整垮刘国公，就连当年受害最深的君慕兰，也出言劝阻。

那时温琢才恍然意识到，军人自有其筋骨与义气，刘国公虽与他们立场不同，但同是征战沙场之人，君家仍能悯其凄凉。

他不得不尊重君家的情绪，另想对策。

就在僵局难破之时，发生了凤阳台坠楼一事。

诸多证据指向意外，但温琢怎么能容许它只是一场意外？

他略施巧计，将所有矛头都引向了贤王。

旧仇新怨叠加，永宁侯和君定渊没法再拦，贤王倒台后，刘国公被判流放，国公府抄家充公。

一家老小沦为流民，国公夫人深知自己无力照料瘫痪的长子，万念俱灰之下，当晚便毒死儿子，随后自缢身亡。

流放途中的刘国公听闻噩耗，悲痛欲绝，行至荒郊野外时，一头撞死在路边巨石之上。

一代名将，自此陨落。

谢琅泱认定，温琢既能将凤阳台惨案巧妙嫁祸给贤王党，必定早有预谋，整件事根本就是温琢一手策划。

他从不相信温琢是随机应变，临时起意。

所以他将刘国公一家之死也算在了温琢头上，这件事过不了他心中的道义，后来也成了他以为温琢死有余辜的原因之一。

想起这件事，温琢虽有冤枉，却终究不敢抬眼去看沈徵的目光，他只将眼帘垂得更低，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边。

没想到这世他们竟会以这种方式，无意间闯入刘康人窃粮案中。

“我还真知道这个人。”沈徵闻言笑了，眼中既没有翻腾怒意，也没有复仇快意，只是一片平静无波，“你说说，他究竟怎么恶了，惹你如此生气？”

六猴儿板着一张气红的脸：“他盗粮！盗的是官府的粮仓！”

说到这里，他干脆一拍屁股站起身来，仿佛唯有这样，方能宣泄他心中愤懑：“半年前那场蝗灾，可真是吓死人！黑压压一片飞过来，地里的庄稼顷刻间就被啃得精光！我们村里有人急得没法，拿网子搂了蝗虫煮来吃，可没吃几日就毒发身亡。那时候大家伙儿彻底慌了，纷纷求官府开仓放粮。”

“结果好些日子都没动静，村里渐渐开始有人饿死。实在扛不住了，有人逃难去了，有人硬着头皮冲去县城，就在这时候，刘康人跳了出来！”六猴儿顿了顿，语气中满是讥讽，“他带着手下的小旗兵，到绵州各个乡县施粥救灾。可那哪里是什么粥，分明就是清汤寡水的米汤，里头连几粒完整的米都瞧不见！大家越喝越饿，越喝越瘦，我娘到后来连路都走不动了，只能躺着勉强喘口气。可即便如此，那会儿大家伙儿还都把他当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呢！”

话音一顿，六猴儿猛地转身，对着刘宅斑驳的屋墙狠狠踹了几脚，留下一串乌黑丑陋的鞋印。

“后来你们猜怎么着？这狗官竟是偷换了府仓的粮食，被知府老爷抓了个正着，人赃并获，直接下了大狱！官府贴出告示，我们才知道，他仗着自己是大官之子，许诺给管理府仓的库子升官，暗中买通了他们，把府仓里的粮食一点点全都偷了出去！他偷了那么多粮，却只让我们喝米汤，还骗得我们对他千恩万谢！你们说可不可气？他是不是这世上最大的恶人！”

温琢静听着少年的控诉，其他详情虽不得而知，但刘康人窃粮一事，应当是确有其事。

当年刘国公为儿子求情时，从未对这桩罪名有过半句辩解，而根据《大乾律》，朝廷官员盗取仓库钱粮，盗一贯以下杖八十，二十贯杖一百并流三千里，四十贯可处斩。

刘康人所盗之粮，应当远不止这些，足够他死好几个来回了。

对于这种毫无建树的小人物，《乾史》里根本没有笔墨记载他的死亡，所以沈徵也不知道刘康人在绵州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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