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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11节（第1页）

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蒲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

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

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膏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也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可以放牧的地方了。如前所述，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单位面积养育的人口与农耕经济相比，只是个零头。所以，在人口增长后，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把畜牧区、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就成为古代政权的理性选择。

于是，原本“牧区包围农区”的中原大地早期景象消失了，那些原来从事畜牧、游牧乃至狩猎采集的部落也都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战国时期农耕人口的汪洋大海。从基因角度讲，农耕人口的基因构成了基因水库的“主要水体”，那些非农耕人口的基因则像是一滴滴雨水落入了池塘里。

这个池塘，就是汉人族群的基因库，它以中原华夏族群农耕人口为主体，接纳了一部分源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生计的其他部落人口，待国土广大的秦汉王朝确立，“帝国时代”开端，汉人这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确立。

秦吞并六国之后，声威震动东亚，秦朝之人被称为“秦人”，显然被吞并的六国遗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合伙掀翻了秦朝。但是，在汉朝建立后，汉朝之人自称或者被他称为“汉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便后来汉朝灭亡，进入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这个有着“文化基因”的概念也被各个政权接受了，哪怕政权的建立者是非中原族群。正如史学家所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朝代名称虽然变幻无常，但族群都以汉人自称。

只是当汉之时，全国人口的情况是北方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在西汉元始二年（恰好也是公元2年）的全国户籍普查中，北方地区户数占全国的81，广大的南方地区的户数只占19。这个人口格局，将随着人口的一次又一次南迁而被打破。

客家客家，男客女主

谈到汉人的南迁，最具代表性的南迁人群莫过于客家人了。今天全世界自称客家人的人口多达几千万，由于客家人在中国重点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靠近沿海，因此海外华侨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大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祖先的后裔。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客家人极其重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想必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在从北方地区南迁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与大自然、与周边敌对族群的抗争，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提高本族群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客家人与汉人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怎样的？他们与南方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客家人的基因里。

分子生物学家采集了福建长汀各地的客家男子148人的样本，以分析客家父系遗传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客家人与汉族、畲族、侗族的基因型联系紧密。从比例上看，来自汉族的父系基因型占80以上，来自畲族的父系基因型约占13，来自侗族的不到7。也就是说，这些客家人的父系祖先主体是来自汉人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畲族、侗族的先民，他们的基因也融入了这部分客家人社会之中。

但是，汉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全国各地的汉人族群在基因上也有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源自哪里的汉人呢？在这次研究中，分子生物学家把汉人族群分成了中原组、华东组、湖广组和西南组。福建的其他汉族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湖广组，而长汀的客家人群体则属于中原组，他们与河北、山西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最接近。

所以，客家人自称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后代，这个说法在父系基因上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也有少量客家人的父系祖先是来自畲族、侗族先民的。

畲族是南方一个很复杂的族群，关于他们的起源学者们仍然议论纷纷。相对来说，他们与苗瑶族群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有人猜测，畲族是唐宋时期从广东扩散的苗瑶族群分化形成的。而客家人在基因上也与苗瑶族群接近，应该是客家先民吸收了部分畲族先民的结果。

从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判断，长汀的这个客家群体可能是从中原出发，向南进入湖北、江西，然后再转入福建西部的。他们在湖北时，与历史上的荆蛮族群发生了基因交流，融入了某种突变基因。至于少量侗族父系基因的来历，也许是这批客家人先民在途经江西时，与侗族先民发生了基因交流。

客家人的父系遗传以中原移民为主，那么他们的母系遗传是不是也以中原移民为多呢？

线粒体dna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有趣的一幕。客家人线粒体dna上有一个基因缺失的变异，在客家人群体中大概20的女性有这种变异。在中原汉族中这个比例是10，在畲族人群中这个比例是15，而在湖南、广西的苗瑶族群中这个比例高达30~50。

假如这批客家人的最初先民都来自中原地区，他们后来增加的变异都来自苗瑶族群（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一下，把苗瑶族群的变异比例设定在40），那么客家人群体从10的变异比例上升到20的变异比例，要融入多少苗瑶族群的人口呢？

由于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如果客家人从中原走出的女性有1000人，其中10的人有这种变异，就是100人。需要融入500个苗瑶族群的女性，她们有500乘以40即200人有这种变异，这样整个融合的族群就是1500人中有300人是含有变异的，刚好是20。上面的计算意味着，客家人女性先民中，有大约33的女性先民是来自苗瑶族群的。

实际上，考虑到畲族女性中这种变异比例只有15，比20还要低，畲族先民与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先民有明显的族群融合，我们可以猜测，客家人先民的母系遗传比例中，来自非中原汉人群体的女性可能会占到一半左右，甚至更高。

更广泛的客家人群体的基因研究证实了这个猜测的比例。从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看，梅州和长汀客家族群中拥有南方地区一些基因型的比例在60左右，在河源客家族群中这个比例也超过了50。相对于其他几个客家族群，河源客家族群与北方汉族群体的遗传关系更近一些。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客家族群的母系基因型存在着差别，也就是说，虽然客家族群都吸纳了很多南方地区族群的女性，但是不同客家族群吸纳的南方族群女性也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客家族群面对的南方其他族群是不同的。

客家人虽然数以千万计，但相对于今天南方地区的汉族人口来说，仍然是少数。通过客家族群基因发现的那些规律，同样适用于更广大的南方地区汉族群体。通过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的基因对比，分子生物学家发现，整体上南方汉族的父系结构与母系结构不太一样。从y染色体基因或者说父系上看，南方汉族男性与北方汉族男性的分化并不明显，南方汉族的男性主体上应该是北方汉族男性祖先南迁而形成的。从线粒体dna或者说母系上看，南方汉族女性与北方汉族女性的分化很大，南方汉族的女性中，来自南方其他族群的女性基因比继承自北方汉族女性祖先的基因更多一些。

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今天的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有点儿像“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父亲”（父系祖先）是相同的，即北方汉人男性；他们的“母亲”（母系祖先）是不同的，北方汉族群体是北方汉人女性祖先的后代，南方汉族群体大部分是南方非汉人族群女性祖先的后代。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描绘汉人南迁的故事梗概了。中国历史上，从北向南有三次很大的移民潮，即西晋灭亡前后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以及辽金侵宋时期。在几次政局动荡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汉人族群被迫向南迁徙避祸。由于前路艰难，前途未卜，汉人族群的南迁以男性为主，毕竟在古代社会，男性是强壮的劳动力、战斗力。汉人南下后，在与南方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把很多对方的女性纳入自己的社会。这个过程也许是通过族群之间的联姻或通过族群战争抢夺人口实现的。面对在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上落后于自己的南方族群，南迁的汉人族群终于打开了自己的一片片新天地，最终反客为主，变成了南方地区最大的族群。汉人男性则尽力延续了很多北方的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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