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妃杂识(王冕森)_出书版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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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第18节（第1页）

5谨按，清代笔帖式亦有无品者。

是在世宗雍正帝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前；第二种则是在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真正“分藩”。

有清一代，在雍正朝设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前，除皇太子外的成年皇子，均要出宫分府居住，制度上称为“就藩”“之藩”。皇子们封爵就藩之后，其旗籍从上三旗变为下五旗，同时获得自己新隶旗的数个佐领（牛录）旗分，以此成为此旗的领主之一。若其旗佐领（牛录）不足，还可以从上三旗分拨旗分佐领或者包衣佐领至五旗。以此为背景，皇子就藩分得旗分之后，属下拥有两方面的人员：一是自己府邸的包衣佐领、包衣管领下人，一般称为“府属包衣”；二是自己府邸的旗分佐领下人，一般称为“属人”。清初时，不仅府属包衣对自己的属主有繁杂的义务，属人对自己的属主也有相当的义务，其中即包括让子女侍奉属主。1因此，皇子府邸内的一些侍妾乃至于侧福晋，均为其府属人或府属包衣出身。一旦皇子继承大统、入主宫廷，其府邸内之妻妾即随其进入宫廷，成为后宫主位。如世宗雍正帝在继承大统之前，原恩封为多罗贝勒，后晋封为和硕雍亲王，分封在镶白旗，获得满洲佐领六个、蒙古佐领三个、汉军佐领三个作为属人，还获得若干个包衣佐领、管领作为府属包衣。其属人之中即有当时隶属镶白旗汉军的年羹尧一家。2

而在雍正朝设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凡有可能继承皇位之皇子即使予以封爵，却不再分府令其就藩，亦不分与旗分。故而，所以雍正朝之后皇帝的“潜瓜”，实际仍在宫内。因为其并未获得属人，在其潜邸侍奉者均为内务府籍的上三旗包衣人。如宣宗的和妃辉发纳喇氏，侍宣宗潜邸，称格格，在嘉庆十三年为宣宗生下第一子奕纬，由仁宗特赐为侧福晋；宣宗道光帝即位之后，其成为后宫主位，获封为和嫔，晋封为和妃。和妃之家族即出身内务府正白旗佐领下人，3属于典型的内务府包衣。

整体而言，在皇帝潜邸之中，一方面，其嫡妻均由宫廷指婚，大多为参加挑选八旗秀女的外八旗女子，与自身“属人”“府属包衣”无关。另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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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入关之后皇子封藩的情况，可参考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305页。

2关于世宗雍正帝即位前的封旗情况，可参考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3《奏为应挑女子内有和嫔亲兄之女另为一班事》内称，和妃家族属于内务府“正白旗贻恭佐领下”，道光二年二月二十日，档案号：05-0620-0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设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侍奉宫内潜邸者均是参加挑选内务府秀女的内务府包衣三旗女子，亦即被选中伺候皇子的官女子。所以，真正并非通过挑选八旗秀女或挑选内务府秀女而进入潜邸的，主要是尚未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时的世宗雍正帝潜邸时的一些侧室、妾室。

第四节蒙古王公之女入宫

蒙古王公之女，即蒙古盟旗贵族之女。作为背景，首先要区分蒙古盟旗与蒙古八旗。

清代广义上的“蒙古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在内外蒙古以及西北各地的蒙古人，他们被編入以部名取名的“旗”，各“旗”则隶属某个“盟”，如哲里木盟内，有科尔沁左翼后旗等旗。故此类被称为“蒙古盟旗”。另一类是清代入关之前或入关之初被編入八旗的蒙古人，他们大部分被编入蒙古八旗，小部分被編入满洲八旗，分属八种旗色，如镶黄旗蒙古人、镶白旗蒙古人等。故此类被称为“八旗蒙古”或“蒙古八旗”。这两类广义上的“蒙古人”有许多差异。对于宫廷而言，最大的差异在于，“蒙古八旗”出身的女性作为八旗旗人，必须参加挑选八旗秀女，而“蒙古盟旗”出身的女性则不在挑选范畴之内。与此相对，狭义上的“蒙古人”，经常专指蒙古盟旗之人。现在学术上所谓的“满蒙联姻”，其“蒙”所指亦是蒙古盟旗。

清代宫廷与蒙古盟旗的联姻从入关前即已存在，太祖弩尔哈齐曾娶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为侧福晋，即寿康太妃。太宗皇太极的“崇德五宫”亦均为蒙古盟旗出身。入关之初，这种与蒙古盟旗联姻之习惯也被清廷所继承，世祖顺治帝的废后（静妃）、孝惠章皇后均为科尔沁蒙古出身，其后宫主位内还有淑惠妃、恭靖妃、端顺妃、悼妃等数位蒙古盟旗出身的女子。但是，这种与蒙古盟旗联姻的习惯从康熙朝开始逐渐减少，圣祖康熙帝只有慧妃和宣妃等几位蒙古旗盟出身的后宫主位，高宗乾隆帝亦只有慎嫔等几位蒙古盟旗出身的后宫主位。这些成为后宫主位的蒙古盟旗贵族之女，均非通过制度上的挑选秀女而进入宫中。而从嘉庆朝开始直到清末，后宫主位中不再有出身蒙古盟旗之人，这种特殊的入宫方式也就不复存在。

第五节民籍汉人之女入宫

如前文所述，清世祖顺治帝在顺治五年（1648年）曾短暂地允许满

汉结亲，但是不久之后，政策便发生变化，转而采取民间俗称为“满汉不通婚”的“旗民不交婚”的联姻禁止政策，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由孝钦显皇后下令破除。与此同时，从清初到清末，民间一直有“宫中娶汉女”的说法。虽然清代官方对此数度驳斥，但是经过对宫廷档案的梳理，可以明确地得知清宫役使民籍汉女，甚至以之为后宫主位的事实。

顺治十二年七月，时任兵科右给事中的季开生上奏称：“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来，遇见吏部郎中张九微回籍，其船几被使者封去。据称奉旨往扬州买女子。夫发银买女，较之采选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借端强买，小民无知，未免惊慌，必将有嫁娶非时，骨肉拆离之惨……（中略）从来歌舞之席易生怠荒，历史垂戒，何庸臣赘。今当四方多警，楚闽用兵，正皇上励精图治，寝食不安之际，何不移此使以阅旅，省此费以犒军，鼓忠勇而励防剿之为愈乎。”对此说法，世祖覆谕：“前内官监具奏，乾清宫告成在即，需用陈设器皿等项，合往南省买办，故令发库银遣人往买。初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朕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之主，朝夕焦劳。屡次下诏求言，上书禁勿称圣，惟恐所行有失。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最终以“季开生身为言官，果忠心为主，当言国家正务实事。何得以家人所闻，茫无的据之事，不行确访，辄妄捏渎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而“著革职，从重议罪具奏”。1这是清廷第一次对民间“宫中汉女”说法进行回应，也提出了“宫中从无汉女”的说法。而根据顺治十三年十月时抵达京师的朝鲜麟坪大君所著《燕途纪行》中记载“翰林石绅女，季秋选入，宠冠后宫”2，恪妃可能是在顺治十三年秋季入宫，恰恰与前一年世祖上谕中所提及的情况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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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祖章皇帝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条，《清实录》，第3册，第725页。

2[朝鲜]麟坪大君李澹：《燕途纪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第22册，第134—139页。

在康熙朝，京旗贵族委托南方织造等官员在南方购买甚至拐骗民籍汉女，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清圣祖康熙帝谕令工部尚书王鸿绪道：“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岁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蜜蜜1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之后王鸿绪覆奏说：“今据所闻，先缮折密奏。访得：苏州关差章京买昆山盛姓之女，又买太仓吴姓之女，又买广行邹姓之女。……原任东平州知州范溥今捐马候补金事道，本籍徽州人……在常熟县以银五百两强买赵朗玉家人之子……又，范溥强买平人子女，皆托御前人员名色……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又买一女子价一百四十两，又一婢价七十两，方姓媒婆成交……此外，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买来交结要紧人员，皆是捏造姓名虚骗成局。”2由“纷纷买人者甚多”一句，足可见此举在当时之盛行。

朝廷官员如此，宫中似乎也未必能够“免俗”。在清圣祖康熙帝的后宫主位之中，有不少均为汉姓，其中固然有安嫔这种出身汉军八旗，或端嫔这种出身内务府包衣汉姓人的情况，却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法查到旗籍，很可能即出身民籍汉女。同时，一些档案也纷纷证明这一点。例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七月十六日，时任管理苏州织造的李煦递交一份奏折，其中说道：“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年七十岁。理合奏闻。”清圣祖康熙帝的朱批则写：“知道了。家书留下了，随便再叫知道罢。”3这里的“王嫔娘娘”即是顺懿密妃。《玉牒》等书记载其为“知县王国正之女”。此折由苏州织造呈递，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王国正是汉军旗人或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在南方任知县，妻子随任，在南方病故；二是王国正并非旗人，而是苏州民籍汉人，顺懿密妃以民籍汉女入宫成为后宫主位。又如，在乾隆年间礼部和内务府、宗人府的行文中，曾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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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秘密”。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册，第613—615页。

3《奏为王嫔娘娘之母黄氏病故日期事》，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档案号：04-01-30-0006-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确提及，“襄嫔父，原正定府民高廷秀……静嫔父，原陕西宁夏民石怀玉”。1道出了圣祖的襄嫔和静嫔均为民籍汉人之女之事实。

至于乾隆朝，早在高宗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即下达过这样的上谕：“朕自幼读书，深知清心寡欲之义……近闻南方织造、盐政等官内，有指称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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