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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42节（第1页）

相比而言，在西周诸侯国遗址中，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房山）墓葬的殉人比例很高。1970年代，对琉璃河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的西周早期墓葬分为周和商两个区：周人墓葬在京广铁路以东的ii墓区，共16座，没有殉人；殷商遗民墓葬在京广铁路以西的i墓区，共18座，殉12人，其中，五座各殉一人，三座各殉二人，一座车马坑殉一人。经鉴定，这些殉人都是未成年人。到西周中后期，该墓区已经没有殉人的现象。3

虽说琉璃河墓葬的殉人数量比起殷商时代已经少了很多，但在已发现的西周诸侯国中还是比较高的，原因何在？这首先涉及本地原有的风俗习惯。琉璃河遗址有夯土城墙的残留，墙基宽约10米（已被西周初期墓葬破坏），说明在召公家族被分封到燕国之前，本地已经存在规模较大的城邑和政权。虽然目前的考古尚未发现古城时期的聚落和墓葬，但根据稍早一些的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夏代后期和商代前期的张营居民中还流行着食人习俗，说明北京-燕国范围曾经存在比较残酷的文化形态，而且很可能和殷商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文化和商代后期乃至周初的历史如何衔接，但它很可能延续到了新兴的燕国。

周初的封国中，燕国最为僻远，周王朝的影响力在这里已经比较弱，所以当时人殉行为还比较突出，但大的趋势仍是殷商遗民被周文化改造，所以并非殷商遗民墓区都会有殉人，琉璃河墓区的界限和铁路也不完全重合。比如，1983年在铁路东侧发掘的一片墓区，共发现西周时期的墓121座，有大中小各级墓葬，还有殉多组车马的坑，很多伴有殉狗，但都没有殉人。4该墓区可能属于某些较早接受周人理念的商人族群，但因出土铜器的族徽不太统一，数量也不多，难以判断这支商人的来历。

再来看关中地区。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内的西周初期“弓鱼”国墓地，已发掘出数座规格较高的大墓，其中三座有殉人，都是用一名侍妾随葬男性墓主，侍妾还有自己的小棺椁和部分随葬品：竹园沟的3和7都是只殉葬了一名侍妾；茹家庄的l则殉人较多，不仅墓主和侍妾都有双层棺椁，还发现殉葬者骨架七具，有四具装在木匣（棺）中，此外，墓道口上层还有一具被肢解的青年女性尸骨。

该墓地的部分随葬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汉中特征，说明“弓鱼”家族应该出自汉中，可能是在周文王时期作为周人的同盟部族迁入关中的。从商代到西周前期，汉中一直有较强的独立性，王朝很难掌控，再加上这种盟友身份，看来周族在一开始也是只好对它的人殉习俗持容忍态度。不过进入西周中期后，这里的墓葬就不再有殉人习俗。

在关中盆地西北缘的甘肃灵台县白草坡遗址，有一处西周初期的“漂伯”墓地，其中，2填土中埋有殉人一名、殉狗二只，随葬青铜器有铭文“亚夫”，明显是商式青铜器;3亦有殉人一名、殉狗一只。由此，这个“漂伯”可能是被周人册封和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部族。而在关中盆地东北缘的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也有一处西周初期的“戈”氏贵族墓区，其中两座墓内亦各有一名殉人，且“戈”氏族徽也曾在殷墟出现，说明他们也是被周人强制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遗民。

白草坡的漂伯墓区和高家堡的戈氏墓区的文化层堆积都不厚，也没有发现成规模的城邑和居住区遗址，看来这里原本比较荒凉，只是到了西周初期才有一些殷商贵族移民携带着祖传青铜器突然迁来，甚至还有一些部族成员和奴婢，但家境已经远不如商朝时期。特别是戈氏族墓地，随葬的都是最必要且使用过的青铜器，缺少玉器等奢侈品，成套器物还被分别葬入了不同的坟墓，显然已属家道中落，只是又要努力维持着体面而已。漂伯和戈氏墓区的存在时间不长，可能后来他们又迁走了，原有的人殉风俗也就在颠沛中和周人的压力下逐渐失传。

在各诸侯国中，作为商朝嫡传后裔的宋国比较特殊。

在宋国都城商丘以南数十公里的鹿邑县太清宫镇，有一座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随葬铜器铭文有“长子口”字样，墓主是一名六十岁左右男性，棺木下方有腰坑，内殉一狗一人，殉人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此外，南墓道杀祭一人，墓室内南部殉八人，东、西二层台和东、西棺椁之间各殉一人，能辨认性别的有二男四女，都是青壮年。5殷墟中期花园庄东54的墓主是“亚长”，这位“长子口”可能就是他的后裔。6该墓人殉规模较大，不过，宋国的殉人墓迄今还只发现这一座。

作为商人的方国遗存，今山东滕州的前掌大遗址比较典型。它属于殷商末期刚出现的商人“史”氏的薛国，延续至西周前期。前掌大共发现殉人墓九座，殉人车马坑五座，共殉28人。这些殉人墓和车马坑，少数属于商代末期，多数属于西周前期。从各种迹象看，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并未能把统治延伸到史氏薛国，这里的商人也没有主动挑战周王朝，所

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延续了数十年。

史氏和新建立的宋国有联姻关系。110中的一件铜器有铭文“宋妇彝史”（宋妇觎，前掌大110:2），说明这是史氏为从宋国娶来的夫人制作的器物：称贵族女性为“妇”（商妇就，《集成》867），和殷墟甲骨卜辞的习惯相同；按周人习惯，则应称“宋子”。史氏薛国和宋国都出自商王族，这是商人族内婚传统的表现。

进入西周后，商人的史氏薛国又存在了三代人，大约六七十年，然后就彻底消失了。在文献和考古中，史氏薛国彻底消失后，当地土著的姒姓薛国却重新出现，并存续到春秋晚期，且一直作为鲁国的附庸，衷心归化于周人文化圈。可能在西周前期的昭王或者穆王时，周朝帮助姒姓的土著薛国复国，而商人史氏则被周朝强制迁徙，或者逃亡到了更遥远的东南方，从此永远消失。

以上是殷商遗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况，总体特征仍是减少，到西周中后期几乎完全消失。

不过，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7只是稍为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人祭记忆的暗流

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结果，铲除人祭的记录也和人祭行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层中那些无法销毁的遗迹。

但是在文字记录之外，人们还有口传的历史记忆，这是朝廷禁令难以销毁的。可以合理推测，有关商代人祭行为的记忆仍会在周朝的民间和贵族中私下流传，成为和官方意识形态很不同的暗黑历史记忆。

到春秋中期，商朝灭亡四五百年后，周王室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关于人祭的暗黑记忆也开始浮出地表，甚至变成个别诸侯国的官方行为。

公元前641年，志大才疏的宋国国君襄公试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命令帮国去攻打部国。这两个小国均为东夷系，位于今鲁南地区枣庄市附近。结果，帮国人俘虏了部国国君，并将其献祭给了“次睢之社”，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有学者考证，次睢在今徐州市附近，离商朝后期的丘湾社祀遗址不远。宋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震慑东夷，使其臣服于宋国，《左传o僖公十九年》曰：“宋公使郝文公用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里的“用”，为杀祭之意，和殷商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用羌”“用俘”完全相同。这表明，在春秋列国中，关于商人献祭的细节知识并未完全失传。

但另一方面，宋襄公的行为在当时也属离经叛道，他的兄长司马子鱼就说：“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用人？祭祀是为了求神保佑人，如果杀人献给神，神会来吃吗？搞人祭的国君会不得好死的。”

从司马子鱼的话来看，当时的宋国早就已经不用人祭祀了，而且已经重构了一套“古代”的仁义祭祀模式——在这种版本的叙事中，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可以说，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和暗黑两种历史共存的表现。

公元前532年，鲁国也出现了使用人牲的现象。当时掌握鲁国实权的贵族季平子带兵讨伐莒国后，把俘获的俘虏献祭给了“亳社”。莒属于东夷部族，位于今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在周人到来之前，鲁国都城曲阜曾是商朝在东夷地区的据点，所以建有亳社。

《左传昭公十年》对此事记载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邺，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其中的“始”字，说明在季平子之前，被分封到鲁国的周人一直是用周人方式祭祀亳社，从未有过人祭行为；但到季平子时，却忽然开始要用商人的方式祭祀。和宋襄公一样，季平子也受到了当时人的诅咒。一位鲁国贵族说：“周公之灵恐怕再也不会来享用鲁国的祭祀了，因为周公只接受有道义的后代的祭品。”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史书亦记下了楚国贵族申无宇对灵王的批评：“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

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9

这几次人祭事件显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过局部复活。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从渊源上，当初周人禁绝人祭所采取的“只做不说”的方式，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没有形成确定的历史结论），随着岁月流逝，后人很可能对隐秘流传的人祭历史产生了误读。10

当然，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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