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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 重建上（第2页）

这世间最可怕的遗忘，从不是记忆的消退，而是对苦难的刻意消解。

人们对于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的苦难总是持有一种冷漠的旁观态度，甚至于将本该被钉在耻辱上的历史罪人当作值得崇拜的榜样，这真是一种令人感到可悲可叹的现象。

1947年3月19日，陵山总统沈念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58岁，温真誉成为了他的继任者。

望着国内这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温真誉愈加相信自己当年执意选择从政的想法是极其正确的。

并且，和沈知念那个利欲熏心的僞君子相比，温真誉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诚心为民的明智领导者。

她深刻地了解并同情着人民的苦难，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对他们视若不见。

她走进难民营时，不会避开那些沾满污泥的手；她查看粮仓时，会亲自拨开表层的谷粒，看看底下是否藏着霉烂的真相。

有人劝她不必如此“亲力亲为”，说领袖当有领袖的威严，应当和普通百姓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她却只是望着远处尚未封顶的校舍，严肃地说：“单纯的威严有什麽用？它如果不能为人民遮风挡雨，便只是一块冰冷的墓碑。”

彼时的陵山国，虽然早已摆脱了侵略者的践踏和欺辱，却仍处于焦土遍地，尘烟漫天的局面，大片残垣断瓦之下是民衆的无尽悲哀。

幸好，陵山国的人们遇见了一位真正为他们着想的称职领袖，才让战後的复兴不再是痴人说梦。

在1947到1949这两年的时间之中，陵山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温真誉舍私为公的不懈付出之下，那些坍塌的房屋，破败的庭院，都得到了有效的修缮及重建，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百姓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这蜕变从不是凭空降临的奇迹，而是无数个清晨与深夜里，政策文件上未干的墨迹丶工地上夯土的回声丶难民营里分发物资的登记册，共同垒起的重生。

温真誉从未将“舍私为公”挂在嘴边，却让新政府的每一项政令都带着一种刀刃向内的坚定和决绝：

在削减冗馀的开支时，她率先封存了总统府的专用库房；分配救济粮时，她亲自核查名单，确保没有一粒多馀的粮食落入特权阶层的口袋。

有人说她“不近人情”，她却只是淡淡回应道：“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任何‘人情’都不该凌驾于人民群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之上。”

同时，那些曾为净化主义所洗脑而成为战争机器，大兴扩张丶破坏和平的侵略者们也因为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这代价从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要在世人眼前剖开一个真相：所有以“大义”为名的杀戮，本质上都是对人性最彻底的背叛。

1948年1月7日，陵山国慕花城国际军事法庭之中，战争的主要谋划者及责任人——那些未来得及结束自己生命的帝国高层，将在这里接受审判。

他们曾满怀豪情壮志的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定侵略的疆域，如今却连擡头直视旁听席的勇气都已丧失。

在这群人之中，身居总理高位的方瑜，自然成为了最先受到审判的战犯。

此时的方瑜，早已失去了曾经在远山绪身边当秘书时那样的意气风发和神采飞扬。

相反，他神情憔悴丶面色苍白，纤瘦的躯体被包裹在一件不合身的破旧大衣之中，显得病弱而颓唐。

这几个月，他在监狱中的生活可实在是不太好过--频繁的“提审”和低劣的饮食条件已经让他的身体几乎彻底垮掉。

当方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他的眼中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切光泽，空洞而绝望地注视着前方。

几名警卫将他强行固定在被告席的铁椅上时，他没有挣扎，仿佛连反抗的力气都已被绝望吞噬——或许直到此刻他才明白，权力的游戏一旦以人命为筹码，最终的输家从来只有自己。

高台上的法官宣读罪状的声音，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逐层剖开他的罪行。

当“死刑”二字从法官口中落下时，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尘埃落地的声响。

他没有辩驳，也没有上诉，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过错也许并没有他们所说的的那样不可饶恕。

只是，他已经累了，良心的谴责与身体上的折磨已经让他失去了哪怕半点活下去的欲望。

就算是为了赎罪，为了自己心中的片刻安宁，对吗

平心而论，将这样大宗的罪责尽数推予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文官，这显然不大合适。

尽管在帝国最後的日子里，方瑜在远山绪的强制之下签署了太量关于杀害俘虏和囚犯的命令文书，致使不计其数的陵山军民因此而丧失生命。

究其根本，他也不过是帝国的一枚棋子，远山绪的替罪羊罢了。

面对着总理的命令，他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只能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于对方，甚至连最後成为帝国的继任领袖，也不过是充当一个为远山绪“接盘”的无奈角色。

可悲的是，他直到最後一刻也没能认清这个残酷的现实，只是将一切地罪名无言地承担到自己身上。

也许，从那天他们在陈松竹家中相遇的那一刻起，一切从开始就全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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