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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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1页）

&esp;&esp;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esp;&esp;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esp;&esp;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esp;&esp;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esp;&esp;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称制临决”，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esp;&esp;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esp;&esp;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esp;&esp;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学，曾在侍宴的时候，看父亲心情好，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也是“汉道”的宣示，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esp;&esp;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38

&esp;&esp;“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39。

&esp;&esp;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esp;&esp;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esp;&esp;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esp;&esp;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esp;&esp;注释：

&esp;&esp;1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esp;&esp;2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esp;&esp;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esp;&esp;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sp;&esp;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esp;&esp;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esp;&esp;7　阎步克，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见《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esp;&esp;8　陈苏镇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旧的习惯被摧毁，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并灭亡了秦政权。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见氏著《〈春秋〉与“汉道”》。

&esp;&esp;9　《史记》载文帝四年，《汉书》载十三年，应以后者较妥。

&esp;&esp;10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1。

&esp;&esp;11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esp;&esp;12　《汉书·刑法志》，第1098页。

&esp;&esp;13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esp;&esp;14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esp;&esp;15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esp;&esp;16　《后汉书·崔寔列传》，第1729页。

&esp;&esp;17　今山西曲沃一带。

&esp;&esp;18　今陕西韩城附近。

&esp;&esp;19　《汉书·五行志》，第1427页。又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90页，户口减半，并不是人口减半，而是考虑了脱籍、逃亡，以及武帝时期地方官的虚报。但百姓的逃亡，同样说明了当时政策的严酷。

&esp;&esp;20　今陕西淳化附近。

&esp;&esp;21　霍嬗之死很可疑，他是否为献祭被杀，因文献无存，无从探求真相。

&esp;&esp;22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esp;&esp;23　《史记·汲郑列传》，第3106页。

&esp;&esp;24　《史记·龟策列传序》，第3224页。

&esp;&esp;25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38页。

&esp;&esp;26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辛德勇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是从“太初”开始，汉武帝的“元光”“元朔”等年号是追记，而且这几个年号主要是六年一改元的标记，没有特殊的“更始”含义。

&esp;&esp;27　今山东泰安宁阳。

&esp;&esp;28　陈侃理认为，《洪范五行传》为夏侯始昌所作，见氏著《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sp;&esp;29　今山东菏泽巨野一带，当时属于通衢。今山东潍坊仍辖昌邑县，与西汉的昌邑并非一地。

&esp;&esp;30　桑弘羊此时因故从大司农被短暂贬为搜粟都尉，但大司农空缺，桑弘羊实际仍代行大司农之职。

&esp;&esp;31　《汉书·西域传》，第3914页。

&esp;&esp;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2015年12月）第6期。

&esp;&esp;33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9页。

&esp;&esp;34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5页。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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