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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 尾声（第2页）

岑韵果真就这麽想的，采访开始前，她悄悄把装饼干的盘子挪到了自己面前。结果安秘书及时赶到，她制止了调皮的老太太，只给她留了三片。

今天采访她的记者是她的老朋友，她们很熟悉了，所以对方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很高兴今年能再次和您见面，最近您的身体情况如何？还健康吗？”记者很兴奋，因为岑韵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她上一次接受采访，是在十年前了。

“我觉得很健康！但医生似乎不太认同。”岑韵已经九十六岁，但她思绪敏捷，口齿伶俐。

她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起来：“我喜欢吃甜食，这对老年人来说不是个好习惯，所以一直在接受大家的监督和管教。”

她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咬了一口的饼干：“您请开始吧。”

记者点点头，开始了对她的独家采访：“衆所周知，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数学研究者，也是继亨利.庞加莱後再次被公认的全能型数学家，我想知道您今年还在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吗？”

“还在，比邻校园多少会受一些影响，去旁边的校区散步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我就会忍不住开始一些思考。我喜欢这个充满活力的氛围，如果不搬家的话，我想我大概还能工作很久。”

岑韵的大脑没有受到岁月的摧残，如今，她每天依旧会工作六个小时以上，而且效率很高。

“今天我们的采访会面向更多非数学专业的读者，介意聊一些学术以外的话题吗？比如您的成长经历，您的获奖感想，以及您的导师和朋友。”记者说。

“当然不介意，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的一个小城市，一个海滨小城市。我妈妈是一位小学教师，学龄前的时候她总把我放在她的办公室里托管，这给我了接触知识的机会。能够识字後，我得到了几本不错的数学习题集，这些巧妙地解法引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但那也就只是几本习题集，真正引导我去系统学习数学知识的，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李秋毅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也是因为他，我後来得以结缘我的伯乐陈颢教授和刘连芳院士。经过她们的推荐，我认识了影响我一生的老师Voisin院士。您知道，Voisin院士是当时复杂代数几何领域的超一流学者，得益于她的指导，虽然我以三十岁‘高龄’才开始博士课程的学习，但竟然幸运地拿到了菲尔兹奖。”

菲尔兹奖是颁发给年轻数学家的，获奖者年龄必须在四十岁以下，岑韵拿到奖项的时候三十九岁，非常幸运。

“您似乎有些大器晚成，您三十九岁之後的研究成果可谓非常丰硕。”记者这麽说，是因为许多数学学者获得成就的时间都比较早。

“我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在读博士前，我经常会毫无目的地阅读很多零散的数学着作。当然！在拿到博士学位後，我又回归了这种状态！那时我从巴黎去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氛围，怎麽说呢，那是另一种感觉，虽然很好，但我不太适应，所以最後又回到了欧洲。”岑韵回想起她的青春，侃侃而谈。

“但你在那里也获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记者说，“我记得您曾说，离开那里是因为那里的房价太贵了。”

“哈哈哈，是有些贵，但他们给了我不错的职位和薪水，所以那是我的借口。我只是想返回欧洲，想回到了Voisin女士的怀抱。她非常无私，而且思想自由。後来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已经不再和她重合，但她依旧经常和我讨论交流，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她包容我的散漫，她给了我想干什麽就干的空间，她成就了我。”

上一位全能型数学人才是亨利.庞加莱，他的成果覆盖了数论丶代数丶几何学丶多复变函数论等几乎全部的领域，所以被称为‘全能型数学家’。

在他之後，数学各分支的发展越发高深，人们认为几乎不可能再有人能深入丶全面地掌握那麽多的知识。所以在岑韵出现之前，他一直被称为‘全能型数学家’的最後一人。

岑韵获得过许多丶许多的奖项，但这是任何奖项都无法描述的伟大成就。她着作等身且开创了多个新的数学流派，她的名字注定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和记者聊到了一些近年来的研究方向，和对业内热点的一些观点及看法。

结束专业方面的论述後，记者又和她聊起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在称谓方面，您似乎并不介意大家称呼您为‘女数学家’。”记者说，“很多学者不喜欢这样，至少据我了解，您的老师Voisin女士就对此比较反感。”

“是的，她是反感的，她曾和我聊过她当年获得邵逸夫奖时的担忧，她很担心自己是因为女性身份才获得的奖项。她也反感媒体提到她的时候总强调性别，而不谈及具体的工作。她跟我讲，当她获得阿贝尔奖时，新闻报道里唯一的提到的，就是她是女性。”岑韵回忆。

“那您为什麽不对此反感呢？”记者问。

“怎麽说好呢，我和她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我出生在一个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理工科研究的环境里。那是八十多年前，您知道吗，那时候，女性科研者虽然获得了业内的认可，但依旧很容易遭到社会的歧视。我毫不掩饰地讲，我自己也曾深受其害。所以我认为我‘女数学家’的身份并非毫无意义，在当下，这些荒唐的理论并没有消失，它还广泛存在于很多国家的里，我希望这些地方的女性能够因为我的存在而受到鼓舞。鼓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带来啓示和巨大的能量。”

谈到这里，岑韵特别地停顿了一下，她说希望在报道的时候，能把这一段做个总结，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这是非常重要事情，比我的学术观点更加重要，”她又强调了一遍，“我曾接受鼓舞，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份鼓舞也传递出去，传递给年轻的学者，也传递给每一位正身陷困惑的女性。我希望她们知道，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赋予勇气或者力量，这本就是我们自身拥有的东西。”

“您要谈到您的太太了吗？”记者笑着说道，“您谈到鼓舞的时候，总会谈到她，她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如今距离她离开政坛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她曾经倡导的政策和理念依旧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世界格局。”

大家对她的太太也非常感兴趣，可惜她比岑韵女士更加低调！退休後就不再接受任何形式地采访了。

“哈哈哈，我喜欢谈她，她是我人生的重要伴侣，比起我的研究经历，我认为她的故事更加精彩。刚才和您谈到鼓舞，我想在这一生中，持续鼓舞我的那个人就是她。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没有她，我的一生会怎样。我也许还是会来研究数学，但绝不是现在开朗豁达的状态，我……”

采访到这里的时候，安秘书过来打断了一下，她说吃药和休息的时间到了，下午岑韵院士还有工作安排，明天上午的这个时候会再安排采访的下半场。

“哈哈哈……”但是岑韵院士只要谈到她太太就有点停不下来，她恋恋不舍地吃着最後一片饼干，“……前几年的时候，我曾劝她写本回忆录。我跟她说：中国人丶美国人丶欧洲人都喜欢你，你的书销量一定惊人！很遗憾，她当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她现在……好吧，好吧，明天见，等您明天来了，我再和您谈谈和她有关的，有趣的事情。”

安秘书对她做了个‘结束’的手势，把药交到了她的手里。

在她爽朗的笑声中，记者丶工作人员们和她握手暂别，客厅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这时，十点钟的钟声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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