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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汉纪四十二 孝安皇帝上（第1页）

在东汉建光元年，这一年可没消停，尤其是下半年，各种事儿层出不穷。

皇帝让耿贵人的哥哥牟平侯耿宝监管羽林左军车骑，还封宋杨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宋氏家族有十多人当上了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等官职；阎皇后的兄弟阎显、阎景、阎耀，也都担任卿、校之职，掌管着禁兵。从此，皇帝身边受宠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

皇帝觉得江京曾经在王府迎接自己登基有功，就封他为都乡侯，李闰为雍乡侯，两人都升任中常侍，江京还兼任大长秋。他们和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以及王圣和她女儿伯荣，在宫廷内外兴风作浪，竞相奢侈暴虐。伯荣能随意出入皇宫，传递消息，收受贿赂。司徒杨震上疏说：“我听说治理国家要以得到贤才为根本，去除邪恶为要务。就像唐尧、虞舜任用贤能，流放四凶，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实现了太平和谐。可如今，有品德的人没得到任用，受宠的小人却充斥朝廷。王圣出身低贱，有幸侍奉陛下，虽然她照顾陛下有一定功劳，但之前的赏赐已经远远过了她的付出，她却贪心不足，还在外面结交请托，扰乱天下，玷污朝廷，就像灰尘玷污了日月。女子和小人，亲近了他们就会得寸进尺，疏远了就会心生怨恨，实在难以相处。应该赶紧让王圣出宫，住在外面，断绝伯荣和宫廷的往来。这样既能彰显陛下的恩德，又能让朝廷上下关系和谐。”皇帝把奏疏给王圣等人看了，这些受宠的人都气得不行。而伯荣更加骄横淫乱，和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瑰私通，刘瑰还娶了她，并且因此当上了侍中，还继承了刘护的爵位。杨震又上疏说：“按照制度，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继承，这是为了防止篡位。我看到诏书封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继承刘护的爵位为侯，而刘护的亲弟弟刘威还在世。我听说天子分封，是封给有功之人；诸侯授爵，是给有德行的人。现在刘瑰没什么功劳和德行，就因为娶了王圣的女儿，一下子就当上侍中还封侯，不符合旧制，也不合经义，百姓都议论纷纷，心里不安。陛下应该以史为鉴，遵循正确的准则。”尚书广陵人翟瑰也上疏说：“以前窦氏、邓氏得宠时，权势倾动四方，身兼数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以至于妄图篡夺皇位，改变国家命运。这难道不是因为权势太大才导致这样的祸患吗？等到他们衰败，人头落地，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猪都不可能了！富贵来得太快，失去也会很突然；不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爵位，灾祸也会很快降临。现在外戚受宠的程度，简直和天地创造万物的力量一样大，自汉朝建立以来都没有可比的。陛下您确实仁爱宽厚，想亲近九族，但是国家的财富都流到了私人家里，政权转移到了外戚手中，重蹈覆辙，难道不会遭受挫折吗？这是关乎国家安危的重大警示，陛下一定要深思啊！以前汉文帝舍不得花百金修建露台，用黑色布袋做帷帐，有人讥笑他节俭，汉文帝说：‘我是为天下人守护财富，怎么能随便浪费呢！’如今陛下亲政没多久，赏赐的费用已经数不清了。搜刮天下的财富，积聚到无功的人家，国库都空了，百姓和财物都受到损伤。万一有紧急情况，又要加重赋税，百姓一旦心生怨恨反叛，危险就不远了。希望陛下努力寻求忠贞的大臣，诛杀远离奸佞谄媚之徒，克制自己的私欲，停止宴乐和私下的喜好，想想亡国是因为什么，看看兴国又是因为什么，这样或许能消除灾害，迎来丰年。”这些奏疏呈上去后，皇帝都没当回事。

秋天七月己卿日，皇帝改了年号，大赦天下。

壬寅日，太尉马英去世。

烧当羌的忍良等人，觉得麻奴兄弟本是烧当羌的嫡传子孙，但是校尉马贤对他们照顾不周，心里一直有怨气，于是联合起来，胁迫其他羌人部落侵犯湟中，攻打金城的各个县。八月，马贤率领先零羌部落去攻打他们，在牧苑交战，结果马贤战败。麻奴等人又在令居打败了武威、张掖郡的军队，然后胁迫先零、沈氐等部落的四千多户人家沿着山往西走，侵犯武威。马贤追到鸾鸟，对他们进行招抚，有几千个部落投降，麻奴只好向南回到湟中。

甲子日，朝廷任命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当初，清河相叔孙光因为贪污获罪，他的子孙也被禁锢了两代不能为官。到这时，居延都尉范邠又犯了贪污罪，朝廷想按照叔孙光的例子处理。只有刘恺认为：“《春秋》的大义是，奖励善举要惠及子孙，惩罚恶行只针对本人，这是为了引导人们向善。现在让贪污官员的子孙也被禁锢，是从轻罪变成重罪，恐怕会连累到善良的人，这不符合先王慎重用刑的本意。”尚书陈忠也赞同这个观点。于是皇帝下诏说：“太尉的建议是对的。”

鲜卑的其至鞬侵犯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迎击，结果战败，功曹杨穆为了保护成严，和他一起战死。鲜卑于是在马城包围了乌桓校尉徐常。度辽将军耿夔和幽州刺史庞参征广阳、渔阳、涿郡的士兵前去救援，鲜卑才解围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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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日，皇帝到卫尉冯石家中，在那里吃喝了十几天，赏赐了很多东西，还任命冯石的儿子冯世为黄门侍郎，冯世的两个弟弟为郎中。冯石是阳邑侯冯鲂的孙子，他父亲冯柱娶了显宗的女儿获嘉公主，冯石继承了公主的爵位，成为获嘉侯。他很会迎合当世，所以受到皇帝的宠爱。这期间，京师和二十七个郡国下了大雨。

冬天十一月己丑日，三十五个郡国生地震。

鲜卑又侵犯玄菟。

尚书令祋讽等人上奏，认为“孝文皇帝制定了简约礼仪的制度，光武皇帝废除了官吏告假奔丧三年的规定，这些制度流传万世，实在不应该更改，应该再次禁止大臣行三年丧礼。”尚书陈忠上疏反驳说：“高祖开国时，萧何制定制度，大臣有告假奔丧的规定，这符合子女为父母尽孝的道理。建武初年，国家刚经历大乱，各项政策大多追求简易，大臣不能告假奔丧，而官员们又只想着自己的俸禄和私利，很少有人能守三年丧礼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礼义之道确实受到了损害。陛下允许大臣守满三年丧礼，这是非常美好的功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说过：‘尊敬自己的老人，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我希望陛下登高向北眺望，用思念甘陵的心情来体谅臣子的心，那么天下人都会各得其所。”当时宦官们觉得这样不方便，最终陈忠的奏疏被搁置了。庚子日，朝廷再次禁止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行三年丧礼。

袁宏评论说：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使风俗淳朴美好，引导百姓为善，是顺着人的本性而不强行改变他们的情感，即便这样，百姓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更何况是毁掉礼仪，禁止守丧，泯灭人的天性呢！

十二月，高句骊王宫率领马韩、濊貊的几千骑兵包围了玄菟，夫馀王派儿子尉仇台率领两万多人和州郡的军队一起合力打败了他们。这一年，王宫去世，他的儿子遂成即位。玄菟太守姚光上奏，想趁着王宫去世的机会，兵攻打高句骊，大臣们讨论时都觉得可以答应。陈忠说：“王宫以前就很狡猾，姚光都没办法征讨他，现在他死了却去攻打，这不符合道义。应该派使者去吊唁慰问，趁机责备他们以前的罪过，赦免他们不再诛杀，希望他们以后能改过向善。”皇帝听从了陈忠的建议。

评论

这段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安帝时期政治腐败、边疆动荡与制度摇摆的乱象，折射出王朝由衰转乱的深层危机。

外戚与近臣专权，朝政沦为利益分赃场

安帝对亲信的纵容达到了离谱的程度：

外戚集团全面掌权：耿贵人之兄、阎皇后兄弟、宋氏家族垄断军政要职，尤其是阎氏兄弟“典禁兵”，直接掌控核心兵权，形成“外戚专权”的恶性循环。

宦官与乳母干政登峰造极：江京、李闰等宦官封侯掌权，乳母王圣及其女伯荣更是公开“传通奸赂”，甚至通过联姻（伯荣嫁刘瑰）让无功者封侯袭爵，将官场规则践踏殆尽。这种“内宠盛极”的局面，本质是皇帝用私人亲信架空官僚体系，导致权力失去制约。

忠言被彻底无视：杨震弹劾伯荣破坏礼制，翟瑰警告“禄去公室，政移私门”会重蹈窦、邓覆辙，却都被安帝当作耳旁风。帝王对“侈虐”的纵容，不仅掏空国库（“费用赏赐不可算”），更寒了天下士人之心，使朝廷失去了基本的政治伦理。

边疆治理失效，民族冲突愈演愈烈

多线战事的溃败暴露了国防体系的脆弱：

羌乱陷入“镇压—反弹”的死循环：烧当羌因“抚恤不至”反叛，护羌校尉马贤作战失利，虽招降数千人，却未能根除隐患。羌人“胁将诸种”流窜劫掠，反映出汉朝对羌地的统治已失去人心，单纯军事打击只会激化矛盾。

鲜卑成为北方新威胁：从居庸关入寇到围攻马城，鲜卑其至鞬部的攻势越来越猛，云中太守成严战死、功曹杨穆殉职，可见北方防线已岌岌可危。朝廷只能依赖临时调兵救援，缺乏长期防御规划。

东北局势反复：高句骊联合马韩、濊貊围攻玄菟，虽被夫馀援军击退，但玄菟太守姚光竟想“趁丧击之”，若非陈忠以“非义”劝阻，险些犯下激化民族矛盾的大错。边疆官吏的短视与残暴，是引部族反叛的重要推手。

制度反复与伦理割裂，统治根基动摇

朝廷在礼制与法治上的摇摆，凸显了治理理念的混乱：

三年丧制度的“翻烧饼”：前几年刚允许大臣行三年丧，如今因宦官反对就“复断”，政策反复如同儿戏。陈忠引用《孟子》主张“顺人情”，却抵不过权力私利，暴露了“以礼治国”口号与政治现实的严重脱节。

法治的局部进步与整体倒退：刘恺反对“贪官子孙连坐”，主张“恶恶止其身”，体现了司法理性的闪光；但这无法掩盖整体吏治的败坏——伯荣弄权、刘瑰袭爵等违法事件无人追责，法治仅在无关痛痒的地方“讲原则”，完全失去了公平性。

天灾与人祸的共振：二十七处雨水、三十五处地震，在“天人感应”思想下本是“上天示警”，但安帝仍沉迷享乐（如在冯石府宴饮十数日），对灾异视若无睹。这种“人祸引天灾”的认知，进一步削弱了王朝的合法性。

安帝统治的本质：用私人忠诚取代制度权威

安帝的执政逻辑很简单：谁能“取悦当世”（如冯石），就给谁权力和财富；谁反对亲信集团，就无视谁的谏言。这种将国家公器视为私人工具的统治方式，导致：

官僚体系失去激励：有能力者（如杨震、翟瑰）被边缘化，钻营者（如刘瑰）平步青云，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资源分配彻底失衡：财富集中于“无功之家”，百姓“雕伤怨叛”，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

国防体系全面崩溃：边疆将领或因无能（如马贤）屡败，或因孤立无援（如成严）战死，帝国的安全屏障逐渐瓦解。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当权力失去制约、制度沦为摆设、统治者沉溺私利时，即便有少数清醒者（如陈忠、刘恺）的努力，也无法阻止王朝滑向深渊。安帝时期的乱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模式的必然恶果，为后来的黄巾起义与三国分裂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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