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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与子偕老 一（第2页）

“你当过日本人的婊子？”

“……”他们问到这些时，便狠抠细节，虽然故意绷着脸，做作出一副革命派的样子，实则内心充满了肮脏污秽的东西。

对他们这种污辱性的审查，礼红的回应便是沉默。

她知道，这其中许多事情是陈副书记向造反派交代出来的，他挨不住造反派的折磨，便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将丙夏和礼红牵扯了进来。

陈副书记是何许人也？

便是当年的陈副团长，陈连长，小陈……

他六十年代初转业后，便在大连的一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

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小将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当权派，把他揪了出来。

每逢被批斗之后，陈副书记回到家中，都要认真学习最高指示，在灵魂深处拼刺刀。

于是，便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自己果然站到了阶级敌人的一边，着实犯了严重错误，背离了革命路线。

其中最严重的当属历史问题。

其一，自己参加过受国民党指挥的学生游击队；其二，与当过日本人慰安妇和国民党军官老婆的汤礼红睡过觉。

反省了这些问题，他意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解放以后，自己之所以贪图过安逸的日子，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受了国民党军官范云轩和他老婆汤礼红的毒害。

于是，陈副书记连续几个通宵未眠，写出了一份深刻的思想检查，交给了造反派。

思想检查中，也包括了对汤礼红的揭发。

造反派得到陈副书记的检查，如获至宝，当即跑到沈阳串联，与汤礼红所在单位造反派联合起来，揪出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大叛徒”、“大婊子”、“大破鞋”、“走资派”汤礼红。

那时，礼红刚从部队转业不久，在一家大医院担任院长。

造反派对礼红和丙夏实行了数月无产阶级专政后，各派之间便穷于相互武斗。

那时，辽沈地区共有三大派造反组织，具体到礼红所在单位，便只有两个对立派了。

两派之间水火不容，大打出手，各派皆伤兵满营。

于是，他们便想到了礼红和丙夏的高超医术，虽然他们夫妇不是一个单位的，可全被礼红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控制了起来。

造反派认为这对夫妇是可以监督使用的人员，便强迫他们表态，到底支持哪个派别。

礼红和丙夏虽然被隔离了，但他们似乎心有灵犀，居然不约而同，都支持了掌握单位权力，势力较大的造反派。

这其实也是权宜之计，为的是少吃苦头。

不久，造反派便将他们放了回家中，并要求他们为造反派伤员治疗。

回到家后，丙夏的耳朵却聋了，那是被造反派打的。

他是一个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耳朵聋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能耳闻了！

那还谈何治病救人？

丙夏沮丧到了极点，也悲观到了极点。

回到家中那天，丙夏望着忙里忙外的礼红，吞吞吐吐说道：“礼红……我是废人了……不能再拖累你，我们……分手吧。”

他看到礼红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张口说着什么，可丙夏却听不清楚。

礼红的声音仿佛来自渺渺天涯，传到他耳中时，就像清风一样消失了。

礼红一遍遍说着，丙夏便只是摇头，他一句也听不清，指着自己耳朵说：“我这里废了！”

于是，丙夏看到，礼红含着泪，从书桌抽屉里取出纸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丙夏看过那行字，顿时抱住礼红，四十一岁的爷们，哭得竟像个孩子，鼻涕眼泪都蹭到了礼红的衣襟上。

好像他又回到了少年时期的武穴城。

礼红在纸上写的什么，令他如此激动？

纸上写的只有四个字：“伴君一生！”

但这四个字，足以让丙夏刻骨铭心到永远了。

以后的日子，他们就用纸笔交流，礼红写道：“一定会治好你的耳朵，还可以为你配助听器，放心吧，有我呢。”

那时，丙夏就会把脸贴在礼红柔软的胸脯上。

礼红的胸脯是那么温暖，那不仅是妻子的胸怀，还有点像一个母亲的怀抱。

摆平了丙夏，礼红又领着十七岁的儿子和平，登上了前往大连的火车，她还要去搞定另一个男人。

和平是礼红和丙夏的儿子，生于一九五〇年。那个年月，革命干部子女取这种名字很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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