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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到最后1（第1页）

一张照片，两个人，各怀心事。

女人穿着收腰旗袍，烫着卷，踩着高跟鞋，满身都是租界的时髦气；男人西装笔挺，头梳得纹丝不乱，可眉眼之间有一种漂浮感，像是人在这儿，心不知在哪儿。

这张摄于o年天津的合影，后来成了溥仪与婉容少数流传下来的私人照片之一，被写进了不少书里，定格成了末代帝后的摩登时光。

可要真正读懂这张照片，光看表面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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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进紫禁城那年，才十六岁。在那座大院子里，每天的衣食起居全都有一套规矩压着，进来不难，想走就难了。

年o月，冯玉祥在北京动政变，把溥仪从紫禁城里撵了出来。

溥仪当时对国民军说，他愿意做一个普通平民。这话说得体面，可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谁都清楚。他不是真心要放下皇帝身份，而是想借着这份表态换来一条退路，再慢慢图谋复辟的机会。

婉容跟着他一起出了宫门。这一次走出去，虽然不知道前路是什么，但至少不用再对着那四堵高墙过日子了。

两个人辗转来到天津，先住进了日租界的张园，后来又搬到协昌里的静园。选这两处，不是没有考量的，日本租界对溥仪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离日本总领事馆近，出了什么事有个照应，也方便他随时留意外面的政治风向。

溥仪心里那根弦，从来没有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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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和天津，其实早就有渊源。

她少女时在这里读过书，就在租界里的美国教会学校，还专门请过洋人教她英文。租界那种混着东西洋气息的生活方式，她不陌生，甚至有几分喜欢。

进了紫禁城之后，那点喜欢被压住了，宫里有宫里的规矩，什么衣服能穿、什么东西能用，都不是她说了算的。

离开紫禁城之后，那些规矩一下子没了。婉容对西洋文化的热情，彻底表现出来。

她不再穿宫里那种一板一眼的传统服饰，开始往时髦里走。旗袍还是穿，但换了版型，收了腰，显身段；头烫成最流行的卷，光是旗袍一年就要定制二十七件，料子不只用中国丝绸，日本好纱、法国毛料、印度织物，什么时兴用什么。

鞋子要穿亮闪闪的高跟鞋，手腕上戴着时髦的手表，手里牵着几只哈巴狗，身上扑着法国香水，走在租界的街上，是个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女人。

这些装扮放在今天，不过是个爱打扮的时髦女人，可放在当时，放在婉容身上，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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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对婉容的这些变化，基本没有干涉。他自己也穿西式礼服、猎装，头用进口蜡打理，手腕上的手表换了一块又一块，口袋里有时还揣着一只怀表。

两个人会一起去西餐厅吃饭，会一起逛商场，溥仪有时会买一堆东西送给婉容，里头有一块钻石手表，背面刻着英文情话。这件事后来被太监当众说破，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留声机放的是梅兰芳的戏，桌上摆的是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精致器物，日子过得看起来颇为从容。

外人看这段日子，觉得是帝后二人难得的蜜月期，感情笃厚，生活安稳。

但这种安稳，底下是空的。他们在天津的生活，靠的是出宫时从紫禁城里带出来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变卖一件是一件，没有可持续的来源。溥仪看着在享受现代生活，心思却全放在复辟上，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包括婉容，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

婉容对他来说，更像是这个符号——将来复辟之后，少了这个符号不行，但这个符号本身是谁，他并不真的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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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妃文绣的存在，是这段感情里另一根刺。

文绣和婉容，性格天差地别。婉容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小姐，骨子里有正宫的傲气，习惯了被人捧着的日子；文绣性格内向，却有自己的主见，不是那种肯委曲求全的人。两人在宫里就有隔阂，到了天津，自由的环境反而让矛盾越来越明显。

溥仪曾经描述过一种现象，叫竞赛式购买。婉容买了什么，文绣就也要；婉容花更多的钱买更贵的，借此证明自己的地位。这种较劲，背后不只是争宠，是两个女人在同一个困局里，各自争着那一点点喘气的空间。

溥仪夹在中间，并不真心想调解，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有时甚至是推波助澜的那一个。

婉容和文绣的关系一直是很多人分析的焦点，但有一点常被忽略：文绣后来决定离婚，核心原因并不只是婉容，她对溥仪依附日本人这件事，本就有深刻的不满，加上对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早已心灰意冷，才有了后来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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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年，那张照片被拍下来的时候，溥仪和婉容在天津已经住了将近六年。

六年里，表面上的生活维持着体面，可底下的裂缝越来越深。溥仪对复辟的执念从未松动，他在租界里广泛结交各路势力，试图为自己找一个能卷土重来的支点。对日本人的态度，他既有警惕，又有接近的冲动，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支持可能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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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对这些政治运作，没有参与的空间，也没有说话的余地。

照片里她站得很自然，表情放松，那种松弛感是真实的，因为在天津的这些年，她至少还有一点自由的气息，可以出门、可以逛街、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再对着那些宫规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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