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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节（第2页）

无必要的暴力镜头过多过于血腥，“黄勃被锤子砸死的情节，包括动作上，镜头上，都有些过激”，建议寻找替代的素材表达效果，主演黄勃后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年纪较小的观众的感受。”

另一个主演徐政被勒令减肥，电影一开始许多人没能认出他，他表示，“如果这个电影能按期上映，观众对我的印象不会只是一个喜剧演员”，你想象一下，他原本剧本里面的角色，要和他本人形象有多大的反差，才能说出这种话。

方沂作为当前的商业一号导演，前途大好，当然不至于一无所知。他能隐约理解删改暴力镜头的原因：

他太牛了，过去四年，方沂在票房市场上屡战屡胜，几乎年年夺魁，《我来自未来》作为重点宣传的主旋律片，又是国庆档的唯一重量级大片，极可能再创新高，引起全民观影狂潮。

这意味着有一大堆观众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接受爱国教育，然后看到不同的角色被机枪拦腰打断、被活活烧死、一片片像草一样倒下，发出痛苦的悲鸣。

这得给多少幼小的孩子造成心灵的伤害啊（悲鸣）！

你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看过《童年》吗？这些中学生推荐名著到底删改了原著多少情节，你知道吗？

然而，方沂却不想删，因为一部战争片没那些片段，实在是过于轻松，总不能因噎废食——大不了上映前做好观影提醒，要么别带孩子，要么家长自个儿当智能马赛克，遇见了暴力镜头，遮住孩子的眼睛。

当前电影的审核有两遍，一遍是剧本写出来的时候，呈上去报批准了才能开机，一遍是拍出来后的成片，批准了才能拿龙标获得放映权。

最初只有头一遍，批准了随便拍就行，直接导火索是姜纹拍的《鬼子来了》对剧本做了“扭曲原意”的改编，上头顺势加上了第二道保险锁。

第二道保险锁也有它加的道理，看过八十年代大陆拍摄的一大批为了挣票房的猎奇片吗？

挖心、割眼、剐肉、灌大粪，不要以为八十年代保守……它们居然都堂而皇之地上映了，那种草莽年代不会有了，尺度是必然要收紧的。

电影以前是一种昂贵的消费品，因此实质上服务于精英阶级，即便犯点错，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属于少数人内部被允许的自娱自乐；而现在电影是相对普遍的消费品，服务于大众，整点活能迅速全民皆知。

于是它需要被规范，它需要找到更大的公约数，下沉再下沉，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收紧——不仅仅是电影，这种逻辑能推广到你看到的大部分文化产品。

港地导演杜琪锋09年北上大陆，想拍摄一部反映大陆警方缉毒的片子，剧本写完后命名为《毒战》，最初的故事相当黑深残，杜琪锋喜欢，但知道上映不了。

剧中末尾，有一条死刑犯被注射死亡的镜头，三分多钟，演员古仔演的逼真至极，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声音弱下去、呼吸衰竭，直到失去生命特征。

全特写，没有遮掩。

确实是超过了尺度，艺术性高不等于适合在院线播放，所以剧本被打回来了。

导演杜琪锋比较拧，从业以来，他的拍片风格一直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即“黑色、暴力、动静、宿命、冷酷与浪漫的银河映像风格”，给观众强烈的男性荷尔蒙爆发力，《黑社会》系列、《枪火》、《夺命金》……都是他的作品。

因此他不愿意妥协过多，他感觉自己可能无法在“商业和艺术上找到平衡”，一度要放弃这个项目。

让事情峰回路转的是，剧方找到了内地部门合作，并且拍摄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局，最终曲折的达到了妥协，《毒战》是一部很经典的片子，可能也是目前最不错的缉毒片，各方都在能够容忍的尺度下，奉献了自己最大的演出。

方沂比杜琪锋的条件要好得多，他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渠道也愿意支持他。

《我来自未来》从拍摄伊始，存在多家重装备制造企业深度参与，当时也请了很多军史专家，从京城到东北都有事业单位合作，他打了声招呼，于是事情变成了像周伯通左右互搏一样的场面，不同的是有一只手要强得多，导致原先的修改建议本身被送回去修改一番，最终做出撤回的决定。

《我来自未来》能够按照原定档期上映了，只是要在电影海报中加上“儿童请在家长陪同下进行观影”，这是个轻轻放过的惩罚。

但这值得注意，你不能每次都这么走上一遭。

须找到更合理的方法，也即这类大投资的电影，应该有稳定背景的合作方，避免在拿龙标的时候遇见麻烦。

他们做的事情，也可能给未来的同类电影蹚出一条道路，这是方沂现在的地位该做的，他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赚钱商人。

方沂回到了《流浪地球》影视基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郭凡，并通知随后共和时代要开一场小会。

“你是说我们要未雨绸缪，免得这个特效片也遇见这种情况？”郭凡惊讶道。

“对，”方沂说，“未雨绸缪。”

第584章未雨绸缪】

郭凡站在巨型录影棚里转一圈，跳着说，“让那些人来看看，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在做这个事情，做他们嘴上关心的事情……我还要预见他们的预见，假设他们的假设，规定了他们的规定，方导，难道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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